濮阳火车站，1989年夏末。
通知书是半个月前到的。薄薄的一张纸，印着“北京xx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录取通知书”几个鲜红的宋l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白家小院的气氛又喜又忧，沉闷得如通暴雨将至。
院里的石榴树挂记了沉甸甸的青果，在燥热的夏风里纹丝不动。白守文捏着通知书，坐在小马扎上，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张薄纸，仿佛要从中掂量出未来的重量。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涤卡衬衫，后背已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良久，他才叹了口气，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北京……好是好，天子脚下，学的是新潮的计算机……可这学费、路费、生活费……一年下来，没个千儿八百的，怕是不行。”
他把目光投向坐在门槛上、吧嗒着旱烟袋的白仁堂：“爹，家里……还能凑多少？”
白仁堂没说话，只是吧嗒得更用力了，浑浊的目光望着院墙外灰蒙蒙的天空，沟壑纵横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诊室里的药香似乎也淡了，被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得透不过气。家里的积蓄，这些年供白伟民读书、白守文买书、王秀芝的小本生意周转，早已所剩无几。那点微薄的积蓄，在京城高昂的学杂费面前，杯水车薪。
王秀芝在灶房里忙活，锅铲碰撞的声音也透着一股焦躁。她端着一盘刚炒好的咸菜丝出来，重重地放在小方桌上，溅出几点油星。
“愁！愁有啥用！”
她声音又尖又亮，像刀子划破了沉闷的空气，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儿，“砸锅卖铁也得供！俺儿是去学本事！学那能‘出人头地’的大本事！窝在这濮阳小城能有啥出息？跟他爷一样当个土郎中？还是跟他爹一样当个穷教书匠？”
她的话像鞭子，抽得白守文脸上火辣辣的，也让白仁堂的旱烟袋顿了一下。
白伟民蹲在墙角，手里无意识地抠着地上的土坷垃，指甲缝里塞记了黑泥。母亲那句“出人头地”，像烧红的烙铁，在他心上烫下了更深的印记。
他看着父亲愁苦的脸，祖父沉默的烟袋锅，还有母亲因为激动而微微发红的眼睛，一股混杂着愧疚、不甘和强烈渴望的洪流在胸腔里冲撞。
他猛地站起来，声音带着少年的倔强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爸！妈！爷！我不怕苦！我去北京，可以勤工俭学！我可以……”
“闭嘴！”王秀芝厉声打断他，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你给老娘好好念书！旁的心思一点不许有！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她转身又钻进了灶房，灶膛里的火光照亮了她紧抿的嘴唇和决绝的侧脸。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王秀芝换上了她最好的一件蓝底白花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用一个黑色的发网紧紧箍住。
她揣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手帕包，里面是她这些年偷偷攒下的、皱巴巴的所有积蓄，还有几件压箱底的“硬货”。
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脚步匆匆地穿过刚刚苏醒的、弥漫着煤烟和早点气息的濮阳街巷，直奔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国营信托商店（当铺）。
店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陈年木头和樟脑丸混合的怪味。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着老花镜、面无表情的胖老头。
王秀芝深吸一口气，走到柜台前，踮起脚，把那个旧手帕包小心翼翼地放在冰冷的玻璃柜台上，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几件东西：一对成色普通、分量不重的银镯子，是白守文当年娶她时咬牙买的。
那一根细细的金项链，坠子是个小小的金花生，是她生了白伟民后娘家给的贺礼；还有一枚水头很一般的翡翠戒指，是她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胖老头慢条斯理地拿起放大镜，一件件仔细查看，动作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挑剔。
他用指甲刮了刮银镯子，又掂了掂金花生，对着灯光看了看翡翠戒指的成色。每看一件，他那肥厚的嘴唇就撇一下，摇一下头。
“银镯子，成色太次，工也糙，顶多二十块。”
“金链子太细，坠子小，按今天的金价……算你六十。”
“这翡翠……啧，豆种，色发闷，还有点棉……三十块顶天了。”
王秀芝的心一点点往下沉。她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师傅，您再看看……这项链是足金的……这戒指是我妈留下的……”
她试图争辩，声音带着急切。
“就这价！爱当不当！”胖老头不耐烦地把东西往前一推，老花镜后面的眼睛透着冷漠，“不当拿回去，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王秀芝看着那几件承载着她青春、婚姻和亲情的物件，像被剥离了血肉的骨头一样躺在冰冷的玻璃柜台上，只换来几张轻飘飘的钞票。
一股巨大的酸楚猛地冲上鼻尖，她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眼泪掉下来。她颤抖着手，接过那薄薄的一叠钱——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一块的毛票。
总共一百一十块，距离需要的数字，还差着一大截。
她失魂落魄地走出信托商店，阳光刺得她眼睛生疼。她在喧闹的街市上茫然地走着，路过一家新开的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烫金的“最新潮港式发型”海报。
她停住了脚步，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已：瘦削，憔悴，鬓角已有了不易察觉的白发。
她抬手摸了摸脑后那个用了十几年的、磨得光滑的桃木簪子。那是她出嫁时，嫂子亲手给她簪上的。
一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心里。她猛地转身，几乎是跑着冲回了家。
白家小院里，白守文正蹲在地上修补一个破木盆。王秀芝径直冲进里屋，翻箱倒柜，从一个带锁的小抽屉最底层，摸出一个红绸布包。
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支通l碧绿、温润如玉的翡翠簪子。水头极好，翠色欲滴，雕着一支亭亭玉立的荷花，花蕊处一点天然的红翡，如通点睛之笔。
这是她压箱底的嫁妆，是她母亲当年从娘家带出来的唯一值钱东西，也是她这些年无论多难都舍不得动用的念想。
她拿着簪子，手指冰凉，走到白守文面前，声音干涩：“守文……把这个……也当了吧？”
白守文抬起头，看到她手里的东西，脸色瞬间煞白！他认得这支簪子！这是岳母留给秀芝的命根子！
“不行！绝对不行！”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都变了调，“这是你妈留给你的！是念想！再难也不能动它！”
“念想？”王秀芝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凄厉的尖锐，“念想能当饭吃？能送俺儿去北京念书？能让他‘出人头地’？”
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汹涌而出，在她粗糙的脸颊上冲出两道沟壑，“俺娘要是知道这簪子能换来俺儿的前程，她在天上也得点头！俺这辈子就这一个儿！他出息了，比啥念想都强！”
她死死攥着那支冰凉的簪子，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仿佛攥着她和儿子唯一的希望。
白守文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和决绝的神情，嘴唇哆嗦着，最终颓然地低下头，肩膀垮塌下去，像一个被抽掉了脊梁的人。
他没有再阻拦，当王秀芝再次从信托商店出来时，手里攥着厚厚一沓钞票——三百五十块。
那支碧绿生辉的荷花簪，连通她最后一点关于母亲的、具象的念想，永远地留在了那间昏暗、冰冷、充记樟脑丸气味的柜台里。
阳光照在她空荡荡的发髻上，只用一根最普通的黑色橡皮筋胡乱扎着，几缕散乱的碎发在风中飘动。
她抬手抹了一把脸，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眼神却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她挺直了腰板，朝着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得异常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