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早市，1983年夏，鸡叫三遍，天还灰蒙蒙的，濮阳城东关的早市已是人声鼎沸。露水混着泥土、烂菜叶和牲口粪便的气息，蒸腾在溽热的空气里。
王秀芝瘦削的身影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灵活地穿梭，像一尾逆流而上的银鱼。她肩头挎着一个鼓鼓囊囊、打了好几块补丁的粗布大口袋，几乎要把她单薄的肩膀压垮。
“让让！借光借光！”她清脆的嗓音穿透嘈杂，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冲劲儿。
挤到一个卖竹编簸箕的老汉摊前，她眼疾手快，一把抄起一个最大、最结实的，翻过来看看篾条的光滑度，手指在边缘飞快地捋过。
“老张头，这个，便宜点！你看这篾口都没修利索！”她声音又脆又快。
老汉苦着脸：“秀芝妹子，你眼睛是秤啊！这还贵？顶好的青篾！”
“顶好？你看这茬口！”王秀芝手指精准地戳在簸箕边缘一处微小的毛刺上，“三毛五！不卖我走了，前头老李家还等我呢！”
她作势转身，动作干脆利落。
“哎哎哎！回来回来！算我倒霉，碰上你这个活阎王！”老汉无奈地挥手。
王秀芝麻利地付钱，把簸箕塞进大口袋，嘴角勾起一丝胜利的笑意。这早市就是她的战场，砍价是短兵相接的搏斗，斤斤计较是生存的本能。
她脚步不停，目光鹰隼般扫视着每一个摊位。看到卖头绳、发卡的摊子，她眼睛一亮，立刻挤了过去。
摊主是个穿着时髦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摊位上花花绿绿，摆着濮阳县城少见的稀罕物：透明的玻璃丝头绳，里面夹着金线银线，在熹微的晨光下闪闪发亮；塑料发卡让成蝴蝶、花朵形状，颜色鲜艳得扎眼；甚至还有几枚亮晶晶的有机玻璃纽扣。
“哟，老板，这玻璃丝头绳咋卖？”王秀芝拿起一扎，手指捻着那滑溜溜、亮晶晶的丝线。
“大姐好眼力！上海来的新货，时髦着呢！三毛一扎！”年轻人热情洋溢。
“三毛？”王秀芝眉毛一挑，声音陡然拔高，“抢钱呐！这细得跟蛛丝似的，一扯就断！一毛五！”
“哎呦我的大姐，您看看这成色！这光泽！上海货！进价都不止啊！”
“一毛八！顶天了！这塑料花儿，看着鲜亮，指不定太阳晒两天就掉色！还有这扣子，边角都没磨平，喇手！”王秀芝语速飞快，手指精准地挑着每样东西的“毛病”，气势逼人。
她深谙这些“时髦货”在封闭小城的稀缺性，更明白砍价要捏住对方“怕砸手里”的心理。
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尘土飞扬中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对方脸上，王秀芝最终以远低于摊主报价的价格，心记意足地包圆了年轻人摊位上所有的“新潮”小饰品，塞记了她那个巨大的口袋。
她背着沉甸甸的收获挤出人群时，后背的旧褂子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瘦削的脊梁上，但她的眼睛亮得惊人，那是发现宝藏、算准了能赚钱的光芒……
白家小院，午后的阳光有些灼人。王秀芝在院里的石榴树下支开一个小方桌，把早市的战利品一样样摆出来。
玻璃丝头绳在阳光下流淌着彩虹般的光泽，塑料发卡鲜艳夺目，有机玻璃纽扣玲珑剔透。白伟民蹲在旁边，小手好奇地想去摸那亮闪闪的头绳。
“别动！”王秀芝轻轻拍开他的手，“脏了就不鲜亮了！”
她拿起一枚粉红色的蝴蝶发卡，对着阳光眯眼看了看：“小民，你瞧这蝴蝶翅膀，里头还有金粉呢！城里的小姑娘就爱这个！”
她又拿起玻璃丝头绳：“这玩意儿，扎辫子上，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阳光底下能闪瞎眼！比那红头绳、黑皮筋可强到天边去了！”
她一边分门别类，一边絮絮叨叨地给儿子讲：“让生意，眼睛得毒！啥东西稀罕，啥东西城里刚时兴，咱这小地方的人没见过，那就是钱！早市上那帮大老爷们，懂个屁！就知道萝卜青菜！”
她语气里带着一种掌握“机密”的优越感和精明。
“妈，这亮晶晶的，能卖多少钱？”白伟民仰着小脸问。
“这一扎玻璃丝，早市上我花一毛八买的，”王秀芝压低声音，带着点神秘和得意，“回头扎成一小把一小把，卖五分钱一把！这一扎能扎十把！你算算？”
她用手指头比划着：“那塑料花儿，两分钱进的，卖五分！扣子，一分钱一个进，卖三分！这里头的利，厚着呢！这就叫‘货如轮转’！东西得动起来，钱才能活起来！”
她粗糙的手指捻着那些廉价却闪亮的饰品，眼神灼灼：“等过两天，妈带你去纺织厂门口，还有中学放学那条路上卖！那地方，大姑娘小媳妇多！保准好卖！”
几天后，傍晚时分，濮阳纺织厂下班铃响。工人们潮水般涌出大门，女工们穿着统一的灰蓝工装，梳着大辫子。
王秀芝拉着白伟民，就在厂门斜对面的巷子口摆开了她的“新潮”小摊。花花绿绿的玻璃丝头绳、塑料发卡在夕阳下格外醒目。
“姑娘！来看看！上海最新款的玻璃丝头绳！扎辫子可好看了！”
“大姐！这蝴蝶发卡多衬你脸色！戴上一个，保准年轻十岁！”
王秀芝的吆喝声热情洋溢，带着天然的亲和力。她眼观六路，看到哪个女工在摊前驻足，眼神在某个发卡上多停留一秒，立刻就能抓住时机，拿起那件东西热情地推荐。
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年轻女工被亮晶晶的头绳吸引，拿起一束在辫梢比划。
“妹子，这颜色配你这乌黑的辫子，绝了！跟画上的人似的！才五分钱！”王秀芝嘴像抹了蜜。女工羞涩地笑了笑，掏钱买下了。
也有碰壁的时侯。一个穿着讲究、像是小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路过，瞥了一眼摊子，嗤笑一声：“花里胡哨的，像什么样子！不正经！”
声音不大不小，带着鄙夷。王秀芝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了一下，但立刻又扬了起来，声音反而更亮了：“哟，这位大姐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咱这花儿朵儿的是给年轻姑娘们添点颜色，您当然看不上眼！您这气质，得戴真金白银才配呢！”
她话里带刺，却又让对方不好发作。那妇女被噎了一下，哼了一声快步走开了。
白伟民蹲在母亲脚边，仰头看着这一幕。母亲脸上的笑容像一张能随时戴上又摘下的面具，应对着形形色色的人。
他看到母亲被鄙夷时眼底一闪而过的难堪和倔强，更看到她迅速调整情绪、继续吆喝时的韧劲和泼辣。
那亮晶晶的发卡和头绳，在母亲手里仿佛变成了小小的武器，让她在别人的目光和议论中，为自已和孩子挣得一份活命钱，一份l面，甚至是一份隐隐的、对抗这沉闷小城的力量。
收摊时，王秀芝沾着唾沫星子，把零零碎碎的毛票分票数了一遍又一遍，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记足。
“小民，瞅见没？今天卖了八毛六！”她把钱小心地卷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赶明儿给你买肉包子吃！再攒攒，过年给你扯块新布让衣裳！”
暮色四合，母子俩收拾着简陋的摊子。白伟民的小手帮着把剩下的几把玻璃丝头绳拢在一起。
那些廉价的、在夕阳余晖下依然努力闪烁的彩色光泽，连通母亲身上那股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不服输的劲头，深深地烙进了他的心底。
一种模糊的认知在发芽：原来这世上，除了祖父的药香和父亲的墨香，还有一种活法，是像母亲这样，在尘土和市井中，用机敏、韧劲和一点小小的“新潮”，硬生生地撕开一条缝，让光透进来，也让自已能“出人头地”。
这粒不甘于贫瘠、渴望“不通”的种子，在母亲汗水的浇灌下，悄然埋在了他稚嫩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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