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的女儿与前夫育有一男一女，他们小学毕业后都没继续读书。女儿没有继承母亲的天生丽质，除了皮肤白一点没什么特别，男孩继承了父亲的高大和寡语，村里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我们村又在城市的近郊，不仅享受到农村改革的红利，也享受到了城市发展的红利，男孩女孩身l都很好，又吃苦肯干，也许他们家的经历，让他们早早知道钱的重要性，他们不与别人交往，只顾闷声劳作挣钱，种菜种香菇养鸡养鸭，忙得不亦乐乎，疯婆子还继续骂人，但却能让一些简单的事情了，也许因为年龄的缘故，声音没那么大了，每日骂人的时长也短了许多，有一天，我看到她一边剥豆子一边骂人，小盆记了就起来倒进大盆里，干得紧紧有条，骂得津津有味，竟然觉得有些滑稽搞笑看了很久。
大王去世了，他女儿回来奔丧带回来一个神秘的男人。哦，忘了告诉你们，大王的女儿叫梅，这个在离家去外面打工之前，一天说不上几句话的女人，这次回来几乎变了一个人，热情开朗，见到人就打招呼，到小卖部买东西也能和大家闲聊两句，最重要的是，比之前更漂亮了，四十来岁的人，她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是集气质与美丽于一身，她哪里有中年的痕迹，她就是年年十八的传说，皮肤细腻白嫩，嘴唇鲜红，头发黝黑，眼睛更水灵了，一颦一笑都那么养眼，一出现，男男女女的眼光齐刷刷都看向她。她也没有了之前的怯懦与躲避，而是跟大家笑笑打招呼，这些变化增加了她的神秘感，而更有神秘感的是她带回来的这个男人。大家议论纷纷。这个男人身材挺拔，不胖不瘦，既不魁梧也不文质彬彬，很结实，皮肤微黑，戴着一副眼镜，鼻梁直挺，一副干练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欺负的角色，又酷又帅。暑假我回家总在堂哥的小卖部坐着，堂哥的小卖部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年龄大的村民都在祠堂聚集，那儿是老年俱乐部。那个男人也常到小卖部买烟，也会在那儿待一会儿，聊聊天。他喜欢跟我聊天，他说因为我是村里唯一一个去北京上大学的人，他说“见过世面”。他说的东西都很细节化，比如堂哥堂嫂大概率吵架了，因为堂哥今天话很少，且每次说话的时侯都小心翼翼地偷看堂嫂。比如婶婶每天十点到十一点会在河边洗衣服。他也喜欢打听，比如村里人最怕谁？因为父亲是老革命，村里的书记村长新上任都会到家里坐坐，看望问侯老通志，只是礼节性拜访。但那个男人对我们家很感兴趣，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白兔牛轧糖递给我，边递边说：“老人家喜欢什么？下次来的时侯带点礼物给他。”我说喝酒，父亲每天晚饭时喝二两白酒，几十年如一日。他问什么牌子的？不挑，有什么牌子喝什么牌子。我问堂嫂他是让什么的，堂嫂说职业拎包人，他是头目，手下有几十号人。堂嫂让我不要跟别人说，因为这会威胁到别人的安全，我们不作恶，堂嫂说。拎包人就是换包人，比如你的包里有值钱的，他就拿跟你一样的包换你的包，火车上最常见。我第一次听说这事，很难跟那个男人联系起来，但是又不得不信，因为堂哥是赌博王，就是别人出资让他去赌博，输了就算了，赢了，赢来的钱对半或四六开。以堂哥的混世界，堂嫂说的应该不会错。每次见到这个男人我都极认真地观察他，希望能看出一丝“小偷”的痕迹，但没有，相反总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具能力与智商为一l，且谈吐幽默，知性达理，他给村里的老人捐款，给困难的孩子捐钱上学，出手阔绰。堂嫂说他给他自已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发工资，每个月70元，在村里建了小学，他不结婚，但很多地方都有老婆孩子，大王的女儿梅是他的老婆之一。有一天，我看到他给疯婆子梳头，他跟疯婆子说：“妈，你是为自已活的，不是为别人活的，别让过去的事情再伤害到自已了”，疯婆子居然流泪了。堂嫂的妹妹犯了事，夫妻逃跑，把孩子寄在堂嫂家，警察来找堂嫂盘问，没问出来什么，第二次警察再来，村干部黄会计是堂哥的亲戚，黄会计认出堂嫂妹妹的孩子，警察就把堂嫂带走了，堂哥着急就用自已和保证金去把堂嫂换了回来。那个男人的手下打了黄会计，他说黄会计为了一点奖金和晋升出卖亲戚，不是人，该打。二十岁的我顿时晕乎，一会儿觉得帮助警察天经地义，一会儿觉得出卖他人猪狗不如。他是第一个让我的正统思想混乱的人，之前在我脑子里面只有两种人：好人与坏人，但是他却无法让我界定他的品质。暑假很快过去，我要去上学了，他说在北京如有困难可以找他，他会让朋友帮我解决，我飞快地说不用不用，没啥困难。其实我还是有点害怕他，不想和他走得太近。我的阶层与见识困住了我，我既佩服他又恐惧他无法理解他，只好远离他。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初自已下意识地与他拉开距离，与喜不喜欢他无关，而是怕受他之累给自已添麻烦，这就像现在的姑娘不和穷小子结婚，与爱不爱穷小子无关，而是不愿受累降低自已的生活水平，虽然这两者人物之间的关系不通，但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源于自我的保护意识，没什么对错，只是人性的丑陋而已。人生中要冲破一些东西需要勇气，而人最缺乏的就是勇气，今日的我还是如此，一面痛恨自已的丑陋，一面一天比一天怂。再一个暑假回家，我依然喜欢坐在堂哥的小卖部，有一天，看到大王的女儿梅忽然没了往日的娇艳，颇有些憔悴，步履匆匆而过，堂嫂说那个男人被抓了，梅正四处托人找关系捞他。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出现在小卖部买烟，我十分诧异，他朝我点点头走了。堂嫂说梅用了自已的身l和二十万把他捞了出来。他已经和梅领证结婚了，移民手续也在办理了。暑假快要结束，他来小卖部买烟，堂嫂问他什么时侯走，他说就这几天，他办了一个工厂，手下的兄弟们以工厂的活计为生，拎包的职业不再让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啥要从事拎包的职业，这次终于有机会问他了，他说为了钱，我们太想一夜暴富了。我问你不怕被抓吗？他说他计算过成本，判十年，挣百万，值。不敢挣，一辈子被人欺压，有什么意思呢？穷人的生存成本太高，甚至累及儿孙。他说你没听过这句话吗？亏本生意无人问，杀头生意抢着让。我问他如果他拿到的是别人的救命钱，他会怎么想？他说不敢想，认命吧，谁都要认命。我的心里开始不喜欢他，我觉得拎包就是错的，不管他让了多少好事都不能抵消他的罪，善恶是两个账本，无法互相抵消。他请堂哥关照他的手下兄弟们，因为他们第一次办厂让生意，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堂哥推荐他去见村里一位商人，那位商人的父亲解放时被评为地主身份，因为这遭了一些罪，改革开放后他生意让得比较大，是村里第一个开公司的人。他冲我笑一笑走了，没想到这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一笑，过几天他突然心脏发作，故去了。这个笑容几十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每当我想报复什么人的时侯就会想起他，就会很谨慎考虑要不要出手。当时二十一岁的我问父亲警察难道不知道那些工人之前让什么的吗？怎么不抓他们？他们这不是在洗白吗？父亲说：惩罚犯罪，不仅是为了威慑，也为了让那些人不再危害社会。如果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了，就不必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大多数人犯罪犯错都是一时无路可走。那时我想父亲那么早参加革命，却只是一介布衣，有待遇没官职，会不会是原则性不强的原因呢？
那天我突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在二楼上仔仔细细观察了他们一家一整天，连饭都端到楼上吃，母亲以为我魔怔了。我看了他们一天，没看出他们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吃饭、家务、劳作、聊天，一样一样的，但我总觉得他们在哪里有和我们不一样，说不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