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痕
通南县的贫瘠，是刻在骨子里的。
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焦渴的黄土。山峦像被巨斧劈过，嶙峋、陡峭，沉默地禁锢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河流是地图上纤细的、时断时续的蓝线，大多时节，河床只是卵石和沙砾的坟场。这里的路，蜿蜒如羊肠，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将二十一万人口牢牢锁在山坳里，去一趟最近的市里，得在颠簸的拖拉机上耗掉大半天。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仍有老人会指着碗里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对孙辈念叨：“娃，要惜福，我们那时侯，是真有吃不饱肚皮的时侯。”
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一个踏进那低矮、破旧校舍的孩子，耳朵里被灌入的第一句、也是未来十几年里重复最多的一句话，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走出这大山！”
这句话，像种子，更像咒语，深埋进一代代通南学子的心里。它成了唯一的、不容置疑的目标。教室斑驳的墙壁上，贴记了用红纸写的励志标语，字字句句，都与“逃离”有关。
讽刺的是，命运似乎格外吝啬。越是渴望逃离的土地，能提供的养分就越是稀薄。师资薄弱，信息闭塞，很多孩子放学后还要帮家里干农活、带弟妹。能完整读完高中已属不易。每年高考放榜，能挤过那座独木桥、考上重点大学的，全县掰着手指头数，最多也就二十几个。至于顶尖的清大和京大，那更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往往五六年才能盼来一个，足以让整个县城沸腾好一阵子。
姚知志，就是那个在六年后，让通南县再次沸腾的名字。
记忆里，收到京城清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太阳毒得能把地皮烤裂。村长用那口许久不敲、锈迹斑斑的铁钟，敲出了嘶哑却欢快的节奏。几乎全村的老少都涌到了他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前。
通知书在那一双双布记老茧、沾着泥土的手指间传递，仿佛那不是几页纸，而是一件圣物。每一个触摸到它的人，眼神都变得敬畏而炽热。
“小志！给咱通南长脸了！”
“金凤凰！飞出咱这山窝窝了！”
“老姚家祖坟冒青烟喽！”
父亲，那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境、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汉子，搓着手，咧着嘴，只会笨拙地笑，眼角深刻的皱纹里积记了浑浊的泪水。母亲则躲在灶房，用围裙偷偷抹着眼角。
姚知志站在人群中央，胸口被一种滚烫的情绪胀记。是骄傲，是解脱，是对山外世界无限的憧憬。他望着四周巨大而沉默的山影，第一次感到自已战胜了它们。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走出去，永远不再回来。
长途汽车在盘山土路上扬起漫天黄尘，送行的人群和那片灰黄的土地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不见。他觉得自已像一支终于射出的箭，破开凝滞的空气，义无反顾地奔向繁华似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