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后台一片兵荒马乱，伴随着救护车的蜂鸣，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穿着戏袍，带着行头的人开出一条道，一边扇风一边掐人中。她脸色惨白，嘴里还咕哝着，“我不能走，我还没唱完”
对，就是这种感觉。蒋晴这辈子最爱这种被聚光灯照着，被人群簇拥着的感觉。这一晚，也算是实现了——只可惜，她还没唱完。
《四郎探母》演到佘太君怒斥六郎不忠不孝，声嘶力竭时，她扫了一眼台下。第二排，袁和生那老东西脑袋一点一点，睡得正香。那一瞬间，她气血上涌，只觉头皮发麻，天旋地转。她忽地觉得这一切像极了一场讽刺剧。她在舞台上唱忠孝仁义，台下老伴睡觉儿子缺席。观众鼓掌的手拍得再响又有什么用，比不上她心口那一下剧烈的抽动。
她倒下前最后的念头是：“我算什么佘太君，我就是个没人理睬的老太太。”
锣鼓戛然而止，聚光灯还在她脸上闪烁。后台冲上来的人踩翻了她的披风，羽毛甩在地上像是战场残兵。好在她跌倒的姿势竟然还算体面，一只手还搭着画戟，仿佛还在演。
老戏骨，就连昏迷，都不愿出戏。
谁还记得她年轻时候的风光？
那年，蒋晴穿着水袖站在金色大厅的舞台上，唱的是《贵妃醉酒》。灯光从欧洲的穹顶打下来，观众听不懂她唱什么，但掌声是实打实的雷鸣。她知道自己有多扎眼——她一站定，整台戏仿佛就有了主心骨，谁都不舍得眨眼。
那时候在团里，谁也无法撼动她台柱子的地位。一出《玉堂春》，一句“奴家苏三，原是良家女子”，水袖轻摆，眼神一挑，便叫台下人心头一紧——不靠声高，不靠泪多，靠的是一寸寸将情绪裹进唱腔的分寸拿捏。从此“蒋青衣”的名头就在行内传开了。
年岁渐长，她自请转唱刀马。卸了温婉，披上战袍，唱《穆桂英挂帅》，鞭风带劲，步履生威，嗓音不再清亮，却添了沉劲。一声“誓扫妖氛还我河山”，唱得满后台直了腰。不再是青年时的艳压，而是将一腔意气沉入丹田的沉吟——戏骨到了中年，更识得分寸和力道。
转入老旦，起初并非情愿。她曾对团长玩笑着说：“我还站得住，甭急着拿绣花布包我头。”但她心里明白，好戏终要散场。年轻人起了一批又一批，蒋老师蒋老师的叫着。她又怎能不让位？看见她们穿着青衣的水袖抿嘴练嗓、披衣试角，蒋晴忽而就想起了自己初登台那年。她不吝教，也不藏戏，一招一式地传，一句一句地带，戏是她的命，但她更愿它有传承。
她终究是素缎变厚绫，水袖变朝袍。头上那顶盔头压得低了些，步子却踏得更稳。她知自己老了，却也明白，老角色才真正扛得住一出戏的分量。她不再是“主角”，但她是“定盘星”。不管是《四郎探母》中的佘太君、还是《铡判官》中的包拯之母，她一坐定，台就稳了。
蒋晴不承认自己是被岁月推着改了戏路，而是一步一脚印，唱到了人生的深处。即便是剧团改制，她一次次被列进“预退休”名单，也还是一次次靠着“不可替代”被留下来了。
这次她也照例递上返聘申请，理由写得极简，只一句：“愿为年轻人做场。”台词不抢，妆位也不争，只求还能站在台上。
但这次，团长为难了。
团长请喝茶的那天，蒋晴就预料到了。
“蒋老师，”团长笑着替她续了杯水，嗓子却干得快咳，“你还这么精神，看不出都快快退了。”
“我这人退得慢，戏上瘾。”
她笑着捏起盖碗，那微微翘起的兰花指，尚带着青衣时代的余韵，像旧戏未尽，姿态仍留在指尖。
团长叹了口气，终于开了口：“上面名额收得紧，这回真难了。”
话说完，两人对坐一秒，两秒。
蒋晴没立刻回话，她低头拂了一下袖口，轻轻“嗯”了一声。
“我明白。”她抬起头，眼角纹路微动，“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再好的戏也终要落幕。”
“蒋老师”团长有些不安，“真不是咱们不想留您，您这份压台功夫，台下年轻人谁不服？”
“我唱了一辈子，该退场的时候，也不会抢锣鼓点。”她笑了，眼神却没再回到团长身上，“往后这舞台，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接着就行了。”
“蒋老师，您别怪我们——”
“我不怪你们。只是”
她把茶杯轻轻放下，“我还想唱最后一场。”
她站起身来，整了整外套，像在理一件戏服，缓缓地道：“我还没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