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十三年末的黑水谷大战落下帷幕后，瓦剌残部在和林陷入彻底的混乱。
也先虽回到王庭，却再找不回往日威严。大同惨败、主力尽失让他终日忧愤交加，饭食难进，夜里常从噩梦中惊醒，口中反复喊着“黑水谷”“朱家小儿”。
曾经叱咤草原的身躯迅速垮掉，不过数月便形销骨立，连骑上马都需要亲兵搀扶。
洪熙十四年三月初一的清晨，和林的帐篷里飘着淡淡的药味，也先在弥留之际望着帐顶的毡毯，眼神涣散。
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瓦剌大汗，终在四十一年的人生尽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直到临死前，他枯瘦的手指还紧紧攥着狼头刀柄，口中仍在喃喃咒骂：“朱家小儿欺我……欺我啊……”双眼圆睁，始终未能瞑目。
也先死后，二十二岁的长子博罗纳哈勒立刻站了出来，试图整合残余力量继承汗位。他穿上父亲留下的银铁甲，召集各部落首领议事，却发现帐下的身影稀稀拉拉。那些曾经对也先俯首帖耳的首领，如今见瓦剌势衰，早已各怀心思——部分部落曾遭瓦剌压迫，如今也先已死，他们不仅不听博罗纳哈勒号令，反而趁机举兵报复，草原上很快爆发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权力混战。
博罗纳哈勒虽有其父之风，却无力回天。在与绰罗斯部的一场厮杀中，他正挥枪斩杀敌将，冷不防一支流矢从斜刺里射来，精准地穿破他的喉咙。年轻的继承者捂着脖颈，鲜血从指缝中喷涌而出，当场毙命于乱军之中。
博罗纳哈勒死后，瓦剌残余部众彻底陷入绝境。仅剩的三千多族人中，大多是老弱妇孺，牛羊被抢，帐篷被烧，在草原上根本无法立足。被推举出来的小首领巴图走投无路，只能带着族人穿越茫茫荒漠南下，朝着漠南归化城跋涉——那里是兀良哈部与大明共同管辖的区域，是他们最后的生路。
当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抵达归化城下时，瓦剌族人纷纷跪在雪地里，捧着也先生前使用的旧刀，对着城门方向磕头不止。巴图高举刀鞘，向明朝守将郑重乞降：“我等愿归降大明，只求给族人一条活路！”
几天后，京师的命令传到归化城：允许瓦剌残部投降，就地分散安置，编入屯垦队伍，与汉人、兀良哈人混居。守将领命执行，将瓦剌族人分到各个村落，给他们田舍、农具，让他们学习耕种，昔日的草原牧民，从此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此时的草原早已换了天地：兀良哈部在大明的扶持下日渐汉化，部落首领穿着汉服入朝觐见；鞑靼分裂为东西两部，彼此攻伐不断，再无力南下；而曾经强盛一时的瓦剌部，终究烟消云散，成为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
从洪武年间的北征蒙古，到永乐年间的五出漠北，再到洪熙年间的黑水谷决战，困扰大明数十年的北方边患，终于在这场尘埃落定的结局中彻底平定。漠南草原恢复了宁静，长城沿线的烽燧不再频繁燃起狼烟，大明北疆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这段由战争与谋略书写的历史，也在塞北的寒风中，缓缓合上了篇章。
边患解除后的洪熙十四年四月初一，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暖春的阳光下泛着金光，太和殿内的朝会气氛格外轻松。
朱高炽端坐龙椅，看着阶下文武百官。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淮清了清嗓子，用沉稳而尖锐的声音宣读圣旨：“传朕旨意，京城自今日起取消宵禁。凡街市间的夜市、酒肆、戏台、商铺等，均可通宵营生，官民同乐，任何官署不得无故阻拦。”
旨意一出，殿内响起一片附和之声，大臣们脸上都带着难掩的笑意——北境安定，民生回暖，这道诏令正是盛世气象的最好注脚。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当天黄昏刚过，正阳门外的长街就率先热闹起来。原本到了酉时就该收摊的商贩们，纷纷支起灯笼，将摊位重新摆开。绸缎铺的伙计们踩着梯子，在门楣上挂满七彩灯帘，红的、绿的、黄的灯笼交相辉映，将绸缎的光泽映照得愈发鲜亮；小吃摊的摊主们支起炭炉，羊肉汤的醇厚、卤煮的鲜香、糖炒栗子的甜暖顺着风飘出老远，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说书棚外悬挂的“今日讲《英烈传》”木牌下，早已围满了搬着小板凳的百姓，棚内的油灯亮如白昼，说书先生正调试着惊堂木，清润的嗓音已经开始试场。
夜幕完全降临后，京城更是成了不夜之城。百姓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穿梭在人流中，有孩童举着兔子灯追逐嬉闹，银铃般的笑声洒满长街；有年轻男女并肩而行，在饰品摊前细细挑选珠钗，低声说着情话；酒肆的幌子在风中摇曳，“太白楼”“醉仙坊”的灯笼格外醒目，店内传出猜拳行令的欢歌与酒杯碰撞的脆响；连平日里僻静的深巷都热闹起来，临时搭起的戏台前挤满了看客，梆子声、锣鼓声与旦角清亮的唱腔交织在一起，引得喝彩声此起彼伏。吆喝着“桂花糕、茯苓饼”的叫卖声，与市井的喧闹融为一体，一派鲜活生动的民生图景扑面而来。
深夜的紫禁城角楼上，朱高炽披着轻便的锦袍凭栏而立。贴身太监小心翼翼地捧着热茶侍立一旁，生怕惊扰了皇帝的思绪。远处的京城灯火如星海般璀璨，从正阳门到崇文门，从棋盘街到琉璃厂，连绵的灯火勾勒出城池的轮廓，连空气里都飘着市井的烟火气与淡淡的花香。他望着这久违的繁华盛景，程。
次日，他便向皇帝递上奏折，提出推行“众人商量制”以完善政务决策：规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三天召开“内阁扩大会议”，参会人员除内阁成员外，还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九卿官员，以及英国公张辅等十三位功勋卓著的勋贵，凡涉及重大政策制定、重要官员任免、大额钱粮调拨等事务，都需在会上公开商议，经多数人同意方可推行。
朱高炽看罢奏折，对杨士奇的谨慎颇为赞赏，当即朱批“准奏”。杨士奇并未止步于此，他又考虑到地方诉求往往难以上达中枢，再次上书提议：令各省从在籍举人、有声望的乡绅、实力雄厚的大商人中推选出五名“地方代表”常驻京城，每半年轮换一次。这些代表可列席内阁扩大会议，在涉及本省灾情赈济、税赋调整、水利兴修等事务时，有权陈述地方实际情况，代表百姓利益发声。这一举措打破了以往“朝堂议事仅闻官声”的局限，让决策更贴合各地实际。
此时此刻的杨士奇，站在内阁值房的窗前望着皇城，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帝国的近代化篇章。他推行的“内阁扩大会议”，通过固定参会人员、明确议事规则、实行多数表决，已具备了近代内阁制的核心特征；而地方代表列席议事的制度，更是蕴含着议会制中“代议制”的雏形。这些制度虽未像后世那般明确定名，也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却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大明的权力运行模式——从以往的皇权独断或少数大臣决策，转向更具包容性的集体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