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的走廊飘着消毒水的味道，冷得像冰。林晚攥着证物袋里的胸针和剪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接待她的赵警官坐在办公桌后，眼角那道疤在日光灯下泛着浅白，像条没愈合的伤口。他翻档案的动作很慢，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像在翻动三十年前的尘埃。
“1987年的案子？”赵警官把档案推到她面前，纸页上“沈清”两个字的墨迹已经发灰，“当时确实定的自杀。”他用指腹点了点卷宗里的“结案理由”，“没有打斗痕迹，现场只有她一个人的脚印，而且……”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报案人是她妹妹沈曼，录口供时说姐姐因为失恋，情绪一直不稳定。”
“可沈曼后来失踪了。”林晚把剪报推过去，边缘的虫蛀痕迹在灯光下像无数个小眼睛，“而且这枚胸针，刻着‘周’字，和当年的车间主任周志国有关。”
赵警官拿起胸针，对着光转了转，银质的银杏叶在他掌心反射出细碎的光。“这是纺织厂的老物件。”他忽然笑了笑，眼角的疤跟着动了动，“八十年代末给先进职工发的，每枚都刻着姓氏，算是种荣誉。”他起身往档案室走，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发出“噔噔”的响，“不过你说的周志国，确实有问题。”
几分钟后，他拿着份复印件回来，纸页边缘卷着毛，像是被反复翻阅过。“沈曼的户籍记录里有个备注。”赵警官把复印件摊开，上面的打印字迹已经模糊，“1987年7月，她在市一院让过流产手术。”
林晚的目光落在签名处——“沈曼”两个字，笔画和户籍册上的一模一样，只是收尾处带着点颤抖的弯钩，像只蜷起的手。手术日期清清楚楚地印在上面：1987年7月23日，距离沈清坠楼刚好一个月。
“孩子父亲的信息是空的。”赵警官的手指敲了敲“家属信息”那一栏，空白处被笔尖戳出几个小坑，“但当年细纱车间的主任，叫周志国。”他又翻开另一份档案，里面夹着张褪色的工作照——男人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领上别着枚银杏叶胸针，针脚处的“周”字刻得很深，在黑白照片上是个清晰的凹痕。
林晚的呼吸突然停了。照片上的周志国，眉眼间和周明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眼神更沉，嘴角抿成条冷硬的线。她想起母亲日记本里那页被撕去的纸，剩下的半页上，用蓝黑墨水写着：“他说会负责的，可镜子里的人，为什么在哭？”
“周志国当年是厂里的红人。”赵警官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据说和不少女工走得近，但没人敢说什么。沈清坠楼前，有人看见她和周志国在车间吵架，具l吵什么不知道，只听到‘镜子’‘染料’这两个词。”他顿了顿，补充道，“后来周志国升了副厂长，九十年代初就辞职下海了，现在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
周氏集团。周明的公司。
林晚的指尖抚过复印件上的“沈曼”，突然想起母亲病历本上的日期——1987年8月15日，距离流产手术不到一个月。母亲那天去让产检，怀的是她，可一个月前，她刚让过流产手术。
两个孩子？还是……母亲在撒谎？
“沈曼的口供有问题。”赵警官突然说，“她报案时说沈清‘失恋’，可我们查遍了厂里的记录，沈清根本没谈过恋爱。而且她描述的坠楼细节，和现场勘查有出入——她说沈清是头朝下落的，但法医鉴定显示，坠楼时是侧身着地。”
林晚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母亲为什么要撒谎？是为了保护谁，还是被谁威胁？她想起镜中沈清的影子，想起母亲外套上的污渍，想起那面刻着“周志国”的小圆镜——所有碎片突然拼出个可怕的轮廓：沈清发现了周志国的秘密，可能和“染料”有关，而沈曼怀了周志国的孩子，她的流产，会不会也和这场阴谋有关？
赵警官把复印件递给她：“这案子当年确实有疑点，但没证据。如果你能找到更直接的东西……”他指了指证物袋里的胸针，“比如能证明周志国在现场的证据，或许能重审。”
走出警局时，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林晚把复印件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纸页的边角硌着肋骨，像块发烫的烙铁。她想起母亲日记里的话，“镜子里的人在哭”——那面小圆镜里映出的，会不会是母亲自已？是她看着镜中失去孩子的自已，看着即将被周志国灭口的姐姐，在绝望里写下的这句话？
街角的银杏树叶被风吹得打转，像天台上那些干枯的梧桐叶。林晚摸了摸脖颈的痣，那里的温度比平时更高，仿佛有个声音在说：再往前一步，就能看到真相了。而那真相，或许就藏在周志国和那枚刻着“周”字的胸针里，藏在母亲两次怀孕的秘密里，藏在三十年前那个被谎言覆盖的天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