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公陈百万走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全部家当，就是这家开在九龙油麻地旧街，名叫“平安堂”的铺子。
这话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陈安，二十二岁，副学士学位，读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即失业。当我的同学们都在中环的写字楼里穿着笔挺的西装做PPT，幻想有朝一日能出任CEO、迎娶白富美的时候，我却成了一家香烛纸钱铺的掌柜。这事儿荒唐得就像王晶电影里的无厘头桥段，可惜我笑不出来，因为这就是我实实在在的人生。
律师姓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坐在平安堂那张桌面都包了浆的八仙桌旁，用一种公事公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宣读着阿公那份用毛笔字写成的遗嘱。
铺子里光线昏暗，即便是在香港最毒辣的夏日午后，阳光也只能艰难地从门口挤进来一小片，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更多的地方，则需要依靠那盏挂在天花板上、罩着个绿色灯罩、发出昏黄光芒的白炽灯来照明。灯光昏黄，将货架上那些纸扎人、纸马的影子拖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看上去就像一群沉默的、没有五官的观众。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子复杂的味道，有廉价檀香的甜腻，有纸张受潮的霉味，还有老旧木材散发出的那种陈腐气，三股味道拧在一起，像一只无形的手，钻进你的鼻腔，然后死死地扼住你的喉咙，让你喘不过气。我从小闻着这味儿长大，闻了二十多年，到现在也没习惯。
“……位于油麻地新填地街二十三号之‘平安堂’铺，及其内所有资产，均由其唯一嫡孙陈安继承……”黄律师顿了顿，推了推眼镜，似乎接下来的内容让他也有些难以启齿，嘴唇翕动了两下才继续。
我心里没什么波澜，甚至还有点想笑。这间破铺子，除了占着个临街的位置，大概就只剩下“历史悠久”这一个优点了。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落了灰的招财貔貅、褪了色的八卦镜，还有一串串据说是从泰国高僧手里请来的佛珠，真假难辨。阿公陈百万，在这条街上开了三十多年的铺子，街坊邻里都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但我从小就觉得，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块路边捡来的破木头，忽悠成能镇宅驱邪的“雷击木”，高价卖给那些忧心忡忡的师奶和生意不顺的店铺老板。
这铺子，说白了，就是他老人家的“忽悠大本营”。而我，现在成了这个大本营的新任“总司令”。
“遗嘱中还有一条补充条款。”黄律师清了清嗓子，声音压低了一些，继续念道，“继承人陈安，须遵守陈家祖训。其一，此铺自继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手、变卖或出兑；其二，须遵守‘午夜之后，燃香断事，不可多言’之规矩。若违此训，必有大祸临头，届时悔之晚矣。”
我听到这儿，脑子里“嗡”的一声，捏着茶杯的手指关节都发了白，差点没当场把那杯凉透了的茶水泼到黄律师脸上。
五年内不得转手？开什么国际玩笑！现在可是1998年，金融风暴刚过去，楼市哀鸿遍野，正是抄底的好时机。我正盘算着把这铺子卖了换一笔钱，去炒楼或者干脆移民加拿大，从此告别这股子霉味儿。现在阿公倒好，人走了，还要给我套上个紧箍咒？
至于那句“午夜之后，燃香断事，不可多言”，更是扯淡到了极点。什么年代了，还搞得跟古装片里算命的神棍一样。还大祸临头？这年头最大的祸就是穷，就是没钱开饭，没钱交租，没钱在兰桂坊请女孩子喝一杯像样的酒。
“黄律师，这条款有没有法律效力？”我压着火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黄律师推了推眼镜，一脸爱莫能助的表情：“陈先生，这份遗嘱经过了公证，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至于这后面的条款……属于家族内部约束，法律上虽然无法强制执行，但……我还是建议您尽量遵守老人家生前的意愿。毕竟，宁可信其有嘛。”
我心里把阿公骂了一百遍。送走了黄律师，我立刻就把那份遗嘱揉成一团，狠狠地丢进了垃圾桶。我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怎么可能被这种封建迷信思想给束缚住？卖！必须卖！立刻就卖！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的人生就围绕着“卖铺”这两件事展开了。我找了全油麻地最大牌的三个地产中介，把铺子的信息挂了出去。因为地段不错，来看铺子的人络绎不绝，有想开茶餐厅的，有想做便利店的，甚至还有个想开酒吧的古惑仔。
眼看着大把的钞票就要进口袋了，可怪事偏偏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第一个来看铺子的是个想开茶餐厅的胖老板，当场就拍了板，说第二天就带定金过来。结果第二天他没来，我打电话过去，他在电话里哆哆嗦嗦地说，昨晚梦见一个没穿上衣、浑身画满符的老头儿，警告他要是敢动这家铺子，就让他店里的奶茶全变成苦茶，还是加了黄连的那种。
我当时就觉得是这胖子在找借口压价，没当回事。
第二个是个精明的眼镜男，想开家连锁便利店。他连铺子的电路和下水都检查了，满意得不得了，说下午就让总公司的人来签约。结果下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说他女儿放学回家，平白无故地就在铺子门口摔了一跤，把门牙都给磕掉了。他老婆找了个“大师”来看，说这铺子“煞气重，克小儿”，门口有“不干净”的东西在“守门”。
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最离谱的是那个想开酒吧的古惑仔。定金都交了，合同也签了，就差最后交钥匙了。结果第二天，他鼻青脸肿地跑来，哭着喊着要把定金要回去，说他昨晚回去的路上，被十几个举着花圈纸马的“同行”给堵了，说他过界了，要是在这儿开酒吧，就让他天天晚上“客满”，来的还全都是不用给钱的“客人”。
这么一折腾，平安堂“不干净”的名声就在这片儿彻底传开了。中介见了我都绕着走，好像我身上带着瘟疫。我算是彻底没了辙，只能不情不愿地暂时守着这家破铺子，心里盘算着，等风声过去，再想办法出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混了过去。白天，我无精打采地接待一些为家中逝者操办后事的街坊邻里，卖点香烛纸钱。听着他们讲述那些生离死别的故事，我心里也没什么感觉，只是机械地收钱、找钱、打包。这行当虽然晦气，但好在收入稳定，也算是饿不死。
晚上，我就拉下那扇沉重的绿色卷帘门，在铺子后头那个用布帘隔开的小隔间里，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一张吱呀作响的行军床，一个煮泡面用的电磁炉，还有一台可以看VCD和打盗版红白机游戏的老旧电视机，就是我的全部天地。
那天晚上，我又是在打《魂斗罗》。熟悉的8-bit音乐在狭小的空间里回响，屏幕上的小人不停地跳跃、开枪，30条命很快就见了底。我烦躁地丢下手柄，看了一眼墙上的老式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多。
正盘算着是不是该煮碗泡面当宵夜，我忽然想起了什么。白天在整理货架最顶层的时候，我从一堆积满灰尘的杂物里，翻出了一个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条形盒子。那盒子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入手很沉，上面还贴着一张已经发黑的黄纸符，符上的朱砂早已褪色，看不清画的是什么。
当时我没在意，随手就丢在了柜台底下。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把盒子拿了出来，费了点劲才把那张黄纸符撕掉。盒子没有锁，我轻轻地打开了它。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金条或者房契，而是一捆包装得很古怪的香。
这香比市面上常见的香要粗上不少，颜色是那种深褐色，像是混了泥土。香体上还能看到一些类似草药的细小颗粒。我拿出一根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没有檀香的甜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只有一股淡淡的、类似烧焦纸张的烟火味，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泥土的腥气。
在香的旁边，还附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用毛笔字写的小纸条，纸条的边缘似乎还被火燎过，留下了不规则的焦黑色。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问心香”。
“问心香……”我念叨着这个名字，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我想起了爷爷遗嘱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午夜之后，燃香断事，不可多言”。
难道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心里一阵发毛，一种说不清的寒意从脚底板顺着脊椎一路窜上了天灵盖。我甚至觉得，手里这捆香，不再是普通的香，而像是某种沉睡的、不祥的生物。
但随即，我又自嘲地笑了笑。肯定是阿公以前用来忽悠那些有钱人的“特供产品”，搞得神神秘秘的，才能卖出高价。我把问心香丢回盒子里，塞回柜台底下，决定不再理会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我又开了一局《魂斗罗》，试图将刚才那点不舒服的感觉从脑子里赶出去。游戏里的枪炮声很大，我把音量调到了最大，玩得很投入，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打通了一关，正准备喘口气，却突然感觉到周围安静得有些可怕。那种感觉很诡异，不是单纯的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声音仿佛都被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棉花给吸走了。连窗外油麻地夜市的喧嚣，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切。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墙上的老式挂钟。
老旧的挂钟秒针“咔哒、咔哒”地走着，声音在这死寂的环境里显得异常清晰刺耳，像是在为某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倒数。我眼睁睁地看着，分针艰难地、一格一格地跳动，最终与时针重合。
时针，正不偏不倚地，稳稳地指向了最顶端的那个数字——“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