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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过后，我妈还是回到了那所大学。校长给出的条件优厚得卑微，但我妈只提了一个要求。
她要学校牵头，成立一个“反社会组织侵害研究”专项基金。所有资金，都将用于此类案件受害者的心理援助和法律支持。
我飘在会议室的窗外，看着她平静地说出这些话。她没提我的名字，但每一个字，都刻着我的名字。
陈燃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消沉下去。他递交了申请，调往了全市任务最危险、出警最频繁的特勤支队。
他去找我妈，郑重地告诉她这个决定。
“阿姨，她的那份，我替她守。”
从那以后，他每个月都会来看我妈，提着菜，陪着聊天，修水管换灯泡，活脱脱一个亲儿子。我看着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偶尔说几句话，竟有了一种诡异的和谐。
我的事迹，毫无意外地被改编、被报道，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讨论。曾经只是卷宗代号的“人皮地图”和“舌骨密码”，成了那个夏天，一个时代的记忆，像警世钟一样，敲打着每一个人。
我妈的课，重新开了起来，而且座无虚席。许多外校的学生，甚至上班族，都专程赶来旁听，教室里挤得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她站在讲台上，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里有一种历经风霜后的平静和光芒。她讲犯罪心理，讲人性深渊，讲那些冰冷的案例，声音沉稳，逻辑清晰。
有一次课后，一个胆大的学生举手提问。
“林教授，您您后悔当初误解了自己的女儿吗？”
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妈身上。我看到她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下。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
“我后悔的，不是误解她。”
她缓缓开口，声音沙哑。
“我后悔的是，在她最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我给了她一巴掌。”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压抑的、细碎的抽泣声。
那天晚上，我跟着她回到办公室。
她打开台灯，灯光下，我看到她的桌上，摆放着一个崭新的相框。
那是一张被精心处理过的照片。
穿着消防员制服的爸爸，穿着警察制服的哥哥，还有穿着消防救援制服的我，三张单人照，被p在了一起。
我们三个人并排站着，英姿飒爽，像一张迟到了太久的全家福。
看着照片里我们三个人的笑容，我心中最后一点执念，也终于像青烟一样，悄然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