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南京，梧桐叶落满了长江路。凌羡初站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办公楼前，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倒比在上海穿西装时多了几分肃杀。收发室的老周递来信封，牛皮纸面上印着“凌羡初亲启”，字迹是组织里特有的仿宋——这是他潜伏的第三个月，代号“鸿定”的名字，正被南京城的雾气裹着，藏进国民党的核心机构里。
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条：“铃木残部在皖北转运军火，需你疏通关卡。”字迹下面画着半朵梅花，是上海区委的暗号。凌羡初捏着纸条，指尖触到纸页边缘的毛糙。这三个月，他从北平凌家的“叛逆长子”，变成国民党军政部的“新锐参谋”，靠的是父亲凌越泽旧部的引荐，和他骨子里那套与官僚周旋的熟稔。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情报处的王科长：“羡初，委员长侍从室要份皖北驻军布防图，你尽快整理出来。”
“好。”凌羡初应着，挂了电话就打开保险柜——那里藏着两份图，一份是给侍从室的，标注着“常规驻军”；另一份锁在夹层里，用红笔圈着军火转运的秘密通道，要连夜交给组织的交通员。
暮色漫进办公室时，他把真图塞进公文包，外套搭在臂弯里，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楼。街角的黄包车上，交通员老陈正假装打盹，草帽压得很低。凌羡初弯腰上车，公文包的边角在老陈腿上碰了碰，两人没说话，只有车轮碾过落叶的沙沙声。
“上海那边……”老陈忽然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散。“慕刃同志还好吗？”凌羡初问，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的锁扣。“听说上个月在租界救了个日本同志，动作干净得很。”老陈的声音里带着赞许，“就是性子太冷，跟她父亲是一个样，救人都不肯跟人多说句话。”
凌羡初笑了笑。他想起随若忆开枪时的样子，眼神清凌凌的，扣扳机的手指稳得像定在棋盘上的棋子，倒像苏州园林里的石灯笼，看着温润，亮起来却能照透深夜的雾。
车到巷口，他下车时，老陈忽然塞给他个小布包：“上海寄来的，说是你的私人物品。”回到住处，凌羡初拆开布包，里面是那方绣兰草的手帕，洗得发白，边角却缝得整整齐齐。他把帕子铺平在桌上，台灯的光落在兰草的针脚处，忽然想起随若忆说过，苏州绣娘绣兰草，要留三分空白，“像人心里的余地，总得给念想留个地方”。
民国二十二年，初春，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还飘着冷雨。随若忆站在“朵云轩”的裱画店前，看着玻璃橱窗里的山水图，指尖在潮湿的玻璃上画了个圈。这是与上级“邮差”接头的暗号。推门进去，掌柜的正在裱一张《寒江独钓图》，见她进来，低声说：“先生等你很久了。”
后堂的八仙桌上摆着套紫砂茶具，邮差背对着她，正在看墙上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他穿件灰色棉袍，鬓角全白了，像落了层霜。“慕刃，”他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睛红得厉害，“德高轩宗同志暴露了，日本人在追查他的联络网。”随若忆的心猛地一沉。德高轩宗，那个在夜校教日语、总说“中日人民该是朋友”的日本老人，是她发展的第一个外籍党员。“他现在在哪？”
“在青浦的废弃教堂，”邮差从怀里摸出张地图，手抖得厉害，“日本人的特高科已经围过去了，我要去救他。”随若忆按住他的手，“您是上海区委的枢纽，比谁都重要。”邮差笑了笑，拍了拍她的手背：“我这把老骨头，能换个年轻同志活下来，值了。”他从茶罐底下摸出个油纸包，“这里面是日军在华中的布防密电码，你交给武汉来的‘鸿定’同志，只有他能破译。”
随若忆接过油纸包，指尖触到里面硬邦邦的，像块浸了油的砖头。“鸿定。”她想问些什么，邮差已经站起身，棉袍的下摆扫过茶桌，带倒了个茶杯。“记住，”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雨打在油纸伞上，“‘鸿定’是自己人，比你能想到的，更可靠。”
她送邮差到巷口，冷雨落在两人肩头，像撒了把碎冰。邮差转身时，棉袍的后襟沾着片枯叶，像只停在那里的蝶。“若忆，”他忽然说，“你爹常说，你像株兰草，看着柔，根却扎得深。”随若忆没说话，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雨雾里，棉袍的灰影与巷墙的斑驳融在一起，像幅被打湿的水墨画。她把油纸包藏进旗袍的衬里，转身往青浦，她不能让邮差一个人去。
青浦的荒野，长满了齐腰的茅草，风卷着雨丝，把教堂的尖顶吹得呜呜响。随若忆趴在土坡后，望远镜里能看见教堂的破门，日军的摩托车停在周围，车灯像狼眼，在雨里亮得刺眼。她数了数，一共十二个卫兵，都带着三八式步枪，腰里别着军刀。德高轩宗应该还在教堂里，因为门口的卫兵时不时往里面看，像在等什么指令。
突然，东边的茅草动了动，一个灰影猫着腰往教堂挪，是邮差。他手里握着颗手榴弹，引线已经咬在嘴里，棉袍的下摆被茅草勾住，露出里面磨破的布鞋。随若忆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摸出腰间的勃朗宁，瞄准离邮差最近的卫兵。就在这时，教堂的门被推开了，德高轩宗被两个卫兵押出来，花白的头发贴在脸上，像团湿棉花。
“动手！”邮差突然大喊，拉燃了手榴弹，朝卫兵群里冲过去。随若忆几乎是同时开枪，子弹打在卫兵的枪托上，火花溅起来的瞬间，邮差已经扑进了人群。“轰隆”一声巨响，茅草被炸得飞起，混着血和泥土，落在随若忆的脸上，又冷又腥。
混乱中，她看见德高轩宗挣脱卫兵，朝着土坡的方向跑来，手里紧紧攥着个布包。日军的机枪响了，子弹扫过茅草，割倒了一片又一片。德高轩宗的腿被打中了，他跪在地上，朝随若忆的方向举起布包，嘴里喊着什么，声音被枪声吞了。随若忆冲下去，拖拽着他往土坡后爬。老人的血染红了她的旗袍下摆，像泼了盆浓墨。“密电码……”他的手抓住她的手腕，指节冰凉，“交给……鸿定……”
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老人的手松开了，布包滚落在茅草里，沾了些泥浆。随若忆把布包塞进怀里，抬头看见日军的军官正用望远镜朝这边看，军刀在手里晃出冷光。她迅速脱下旗袍，露出里面的粗布衣服，将染血的旗袍和勃朗宁一起埋进土里，又抓了把泥浆抹在脸上。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躺在茅草里，屏住呼吸，听着军靴碾过草叶的声音。
“这里有个女的！”一个卫兵喊道，枪托戳了戳她。随若忆睁开眼，装作吓傻的样子，用青浦方言哭喊道：“俺是附近的农妇，来挖野菜的……”
军官走过来，军刀挑起她的下巴，眼睛里满是怀疑。随若忆看着他肩章上的樱花，忽然想起德高轩宗说过，日本的樱花虽美，却总开得太急，像些留不住的东西。
“搜身。”军官说。
卫兵在她身上只找到个装着野菜的竹篮。军官踹了她一脚：“滚！”
随若忆连滚带爬地跑，没有回头。直到钻进密林，听不见枪声了，才靠在树干上喘气。雨打在树叶上，滴滴答答的，像谁在哭。她摸出怀里的布包，油纸已经破了，露出里面的密电码本，纸页上还沾着德高轩宗的血，暗红的，像朵干花。
南京的夏夜，蝉鸣裹着热气，钻进凌羡初的住处。他刚从军政部回来，制服的领口沾着汗，解开纽扣时，看见桌上放着个信封，是上海寄来的，邮票倒着贴——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
拆开信封，里面是密电码本，纸页边缘的血迹已经发黑。最末一页写着几行字：“邮差、德高轩宗牺牲，密电码需你破译。慕刃。”字迹清瘦，像她人一样，带着股不蔓不枝的劲。凌羡初捏着纸页，指腹触到血迹的糙感，忽然想起去年在上海犹太会堂，随景说“她是慕刃”时，随若忆眼里的光。他把密电码本摊在桌上，台灯的光落在上面，那些杂乱的数字和符号，像群乱窜的蚂蚁。
破译到深夜，他才理出个头绪：日军要在秋收后进攻苏区，军火从南京浦口码头转运，负责人是国民党军政部的高参，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王科长。
窗外的蝉鸣渐歇，他摸出钢笔，在纸上写下转运路线和时间，准备交给交通员。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犹豫了一下，接起来。
“是鸿定同志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带着电流的杂音，却一下子撞进凌羡初的心里，是随若忆。
“是我。”他说，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密电码……”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些不易察觉的颤抖，“邮差同志牺牲前说，只有你能解。”“我已经破译了，”凌羡初看着纸上的路线，“浦口码头的货，我会想办法扣下来。”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蝉鸣从听筒里传过来，沙沙的。“去年在上海，”随若忆忽然说，“凌羡初，是你吗？”
凌羡初看着桌上那方绣兰草的手帕，忽然笑了：“你开枪打铃木的时候，我就站在你身后。”又是一阵沉默，比刚才更久。然后，他听见她轻轻“嗯”了一声。“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他问，台灯的光落在密电码本上，把那些数字照得发亮。“刚才看破译的笔迹，”她的声音里浮出点笑意，像荷叶上滚过的露珠，“你在数字后面画的飞鸟，翅膀总往左边歪，和我父亲藏的旧情报上的一样。”
凌羡初低头，果然看见自己在“1934”末尾画了只飞鸟，左翼比右翼长了半分。那是他少年时练枪伤了左手，留下的习惯。他忽然想起在上海休息室，她躲在柜子里开枪，子弹从雕花缝隙穿出去，精准得像计算过角度，那时就该猜到，这双眼睛，能看清的远比他以为的多。
“浦口的货，我会用‘设备检修’的名义扣三天。”凌羡初看着窗外，月光已经移到梧桐树梢，“三天后，组织的人可以动手。”“好。”她说，“南京的雾大，你夜里走石板路，慢些。”
挂了电话，凌羡初站在窗前，看见军政部的灯火在远处亮着，像颗悬在雾里的孤星。他从制服内袋摸出那方绣兰草的手帕，洗得发白的布面上，兰草的叶片被摩挲得发亮。这两年潜伏在国民党核心，见惯了尔虞我诈，听多了虚与委蛇，此刻指尖触到这方手帕，忽然觉得那些藏在笑容里的警惕，那些深夜独处的寒意，都被熨得平平整整。
密电码本上的血迹已经干透，像片压在纸里的枫叶。凌羡初把它锁进保险柜，忽然明白，“鸿定”这两个字，从此不再是个冰冷的代号。它藏在南京的雾里，上海的雨里，藏在随若忆清凌凌的眼神里，藏在那些需要用生命守护的密电码和信仰里，像两株在石缝中扎根的兰草，根在土里缠成一股，叶在风里轻轻相碰，就算隔着距离，也能听见彼此生长的声响。桌上的药汁还温着，薄荷香混着药味，在空气里漫开。凌羡初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里竟渗出点回甘，像那年在苏州老宅，随若忆递给他的那杯雨前茶，初尝清苦，回味却有股润人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