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僵在病房门口，那两个便衣警察已经警觉地转头。
“你认识她？”其中一人皱眉打量我。
没等我回答，徐小雨轻声说：
“让他进来吧”
警察对视一眼，让开了路。
推开门，消毒水味里混着淡淡的血腥气。
徐小雨半靠在床头，左眼蒙着厚厚的纱布，右臂打着石膏，裸露的脖颈和锁骨处还能看到青紫的勒痕。
但她的右眼是亮的，死死盯着我，像是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
“你还活着”她声音发抖。
我喉咙发紧，慢慢走到床边：“你的眼睛”
“左眼角膜没了。”她扯了扯嘴角，笑得比哭还难看。
“还好他们没来得及摘我的肾。”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掐进掌心。
病房门突然被推开，张老师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果然在这！”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知不知道多少人找你？媒体把医院都包围了！”
“你们现在还要隔离接受保护，不要乱跑。”
张老师叹了口气，从公文包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认识这个人吗？”
照片上是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四十岁左右，面无表情。
“地下室的护士。”我立刻认出来，“她给我抽过血。”
“王德的情妇，也是器官网络的联络人。”
张老师声音低沉，“昨晚越狱了，这件事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病房突然安静得可怕。
两个月后，我坐在高考考场里。
腹部的伤口已经愈合，但阴雨天还是会隐隐作痛。
考卷发下来的瞬间，我恍惚又看到那间地下室，那些贴在墙上的照片，那些永远没能参加高考的名字。
我深吸一口气，写下姓名：李想。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又添了一行小字：
——替你们一起。
成绩出来的那天，张老师亲自来送录取通知书。
“北大医学院？”他挑眉，“我以为你会选法律。”
我摇摇头，看向茶几上摊开的报纸——王德和赵海昨天被执行死刑，新闻用了整整三个版面报道。
“学医能救人。”我说。
张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徐小雨托我转交的。”
信很简短：
“李想：我去上海做角膜移植了。医生说有30的复明希望。高考加油。——小雨”
信封里还夹着一张照片，是我们在校运会上的合影。那时候她还能用双眼看见阳光。
开学前，我回了趟学校。
新校长带着工人们在拆除旧校医院，起重机轰鸣着砸向地下室的位置。
操场边缘新立了一块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刻着十九个名字。
我把一束白菊放在碑前，花瓣上还带着晨露。
远处，高一新生正在军训，口号声嘹亮。
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照在纪念碑上，也照在那些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脸上。
我转身离开时，听见一个女生小声问同伴：
“那学长是谁呀？为什么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