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说越顺，仿佛又找回了在常务会前的那份自信：“叶副组长的方案，用生物防治代替高效农药，用国产设备代替进口设备，听起来是省钱了。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到时候，市里的专家两手一摊，说我们不听劝告，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们这是把未来的路，给走窄了啊！”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
把“利益输送”包装成了“搞好关系”，把“铺张浪费”美化成了“长远投资”。
张海涛满意地点点头，看向叶凡：“小叶，听到了吗？大勇同志考虑问题，就很全面。我们做事情，不能因为省几个钱，就伤了和气，断了人脉。你和李县长，都是纯粹的实干家，这一点很好，但有时候，也要学着灵活一些。”
这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
帽子扣下来，如果叶凡再坚持，那就是“不懂政治”、“破坏团结”、“眼光短浅”。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叶凡却笑了。
他放下茶杯，看着张海涛，眼神清澈而坦然：“张书记，钱局长，我还是想从我医生的老本行，来打个比方。”
“一个病人来了，得了重感冒。我作为医生，给他开了三天的感冒药和消炎药，一共五十块钱，告诉他多喝水多休息，病就好了。这是我的方案。”
“而另一位专家说，不行，这个病人身份特殊，我们不能只看病，还要考虑他背后的人脉资源。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用上最好的进口抗生素，再配上人参、鹿茸吊着，一天花五千，住最好的病房。这样，病人高兴了，他身后的资源也就向我们倾斜了。这是钱局长的方案。”
这个比喻，尖锐又形象，让钱大勇的胖脸瞬间涨成了酱紫色。
张海涛的眼角也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
叶凡没有停，继续说道：“张书记，您说要算政治账。我觉得，最大的政治，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是县财政的健康。我们花一百万，办成了两百万的事，老百姓会念我们的好，上级领导会肯定我们的能力，这才是最优质、最牢固的‘人脉’和‘政治资本’。”
“反之，如果我们花了两百万，只办了一百万的事，甚至事情还没办成，只是为了所谓的‘搞好关系’。那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纪委的同志会怎么看我们？这笔政治账，我们真的算得清楚吗？”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响。
他没有反驳张海涛的“政治账”理论，而是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最大的政治账”。
张海涛深深地看着叶凡，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笑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一种像是猎鹰发现了对手的锐利。
他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这半分钟里，钱大勇如坐针毡，冷汗已经浸湿了后背的衬衫。
他感觉自己不是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手术台上，被叶凡用无形的刀，一刀一刀地解剖。
“呵呵”张海涛忽然笑了起来，打破了沉寂，“有意思，真有意思。看来我们青川县，真是来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儒将’啊。”
他站起身，重新走到那幅巨大的规划图前，背对着叶凡和钱大勇。
“既然县政府已经定了，我这个当书记的，自然要支持。”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我等着看你的成果。”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意味深长：“不过，丑话说在前面。示范园项目，是县里的重点工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出了任何纰漏，影响了全县的发展大局，到时候，可就不是写一份报告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