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站比我想象的还要挤,仿佛整个城市的年轻人都在七点四十五这一刻,突然从四面八方被挤进了地下的钢铁管道里。北京的秋天开始露出锋利的早晨,地铁车厢里的空气混杂着汗味、香水味和昨晚没洗头的油腻感。每个人都低着头,盯着手机,耳朵里塞着耳机,脸上挂着无动于衷的神情。
我站在最靠门的角落,努力避免与任何人对视。手里紧攥着员工卡,卡面边缘已经被我反复摩擦得微微起毛。今天是我来博晟咨询实习的第十七天,还有十三天就要进入最终评估期。
如果没有意外,我就能转正,成为这栋大楼里正式的一员。一个真正的职场人。
地铁到站时我踩点上楼,打卡机前已经排起了长队,没人说话,只有打卡机滴滴的声音规律地响着,像是计时器,不容差错。
轮到我时,我伸手刷卡。屏幕显示07:58,我松了一口气。
刚想离开,一个男声在我身后低声说道：今天要到八楼开会,别走错了。
我回头,是行政组的实习生张程。他戴着眼镜,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机械地提醒我一句,便转身走向电梯。
我点点头,跟在他后面。
八楼的会议室比我们组所在的五楼小得多,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部门协同预备会议（闭门）。我看了看手机,心跳稍快,今天的会议不在日程表上。
张程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翻着笔记本。屋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部分是实习生,也有几个看起来是部门助理级别的。
五分钟后,林浩然进来了。
他是业务一部的副经理,也是这批实习生的导师。三十岁出头,讲话慢条斯理,总穿一身深色西装,皮带扣总是正好卡在衬衣正中线的地方。
会议开始。
他说完这三个字,没人再说话。空气里只剩下他翻动纸张的声音。
他念了几个本周待解决的跨部门事项,然后突然问：上周客户会议,谁负责整理纪要
我举起了手。
林浩然看向我：总结内容第六条,说客户计划在十一月做品类拆分试投放,你这条谁给的信息
是客户方经理直接说的。我答。
你确定他语气依然平稳,却让我感到胃里发冷。
当时她现场提到,没写在PPT上,但我录音里有。我试图补充。
林浩然点了点头,然后扫了一眼众人：以后任何未通过书面渠道的信息,不建议出现在报告中。所有口头信息,请由上级判断是否适合记录。
我感到眼前一阵发热,低下头,却清楚地看到张程的笔没有停下过。
会议结束后,没人看我。我走出会议室,脚步像踩在绵软的棉花上。
中午回到工位,我打开笔记本,想复查昨天的任务清单,却收到了一封新邮件。
实习员工赵启明：因今日在部门例会上沟通偏差,烦请今晚八点前提交一次‘自我反思及改进计划’。模板见附件。
发件人：林浩然。
我盯着屏幕十几秒,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这是第一次。
我努力适应,尽量安静,不迟到不早退,加班从不推辞。但就在我第一次主动发言之后,这一切仿佛被瞬间打翻了。
下午没什么事,我借口打印材料去了后勤楼。打印室只有一个清洁员在打扫。他看我一眼,没说话。
我顺手翻了翻一旁的文件篮,在底部压着一本没有封皮的文档,A4纸大小,用回形针夹着十几页。
第一页标题是：员工行为守则（内部修订本）
我顿了一下,翻开看了一眼。里面的内容比我们入职培训时看到的那些行为规范详细得多,也要严苛得多。
比如：第三条：任何形式的迟到视为行为消极,累计三次予以淘汰建议。
第七条：不得在任何公开场合对上级意见提出异议,若存在表达异动行为,由综合部门记录。
而我,今天刚刚在会议上,提出异议。
我站在打印室里,感到背后有冷风灌进脖颈。
翻到最后一页时,我看到了一条附加备注：内部版本,仅限监控人员参考,不得外传。
我猛地合上文档,放回原位。走出打印室时,清洁员突然开口说了句：
下次记得戴口罩,最近摄像头识别不太准。
我回头,他在擦玻璃,没有看我。
我一路回到宿舍,关上门,拉上窗帘,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坐在椅子上喘了一口气。
翻开今天会议的笔记,我一笔一划地记下了我说的那句话。
然后我打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
——今天是我实习第十七天。我已经违反了三条规则。
至少,我看见了三条。也许,还有更多只是我还不知道的。
我合上笔记本的瞬间,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封匿名邮件弹出,没有标题,正文只有一句话：
你违反的,不止三条。
我坐在楼下咖啡厅靠窗的位置,隔着玻璃看着写字楼正门。清晨八点半,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入。有人戴着耳机低头快走,有人边走边回复消息,有人匆匆刷卡后挤进电梯,无一例外,没有人在意身边的人。
手机屏幕还亮着,匿名邮件停在页面中央：你违反的,不止三条。
我把它反复读了三遍,像是试图从中读出语气。可它没有语气,甚至没有署名,也不像恶作剧,更不带情绪。它就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不掀起波澜,却在心底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我不确定它是谁发的。不确定对方想说的规则究竟是指什么。但我知道,它不是空穴来风。
我回忆起打印室里的文档,那本《员工行为守则（内部修订本）》,每一条都精准得像是一把刀,切在我们这些实习生的软肋上。
而我,已经踩中三条。
咖啡喝到一半,手机再次震动。这次是林浩然发来的企业微信：
早上好,下午部门协调组会照常进行,请确保提前准备完毕材料。另,昨日邮件请于中午十二点前回复。
我点开邮件,一行字都没动。光是自我反思及改进计划这七个字,就让我胸口发闷。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却始终落不下去。
回到工位,张程朝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话。他的桌面总是整整齐齐,文件夹分类明确,每张纸都贴有标签。干净,克制,没有一丝多余。他是标准的实习优等生,但没人知道他真实的想法,因为他从不表态。
临近午休,他突然轻声问我：你昨天是不是拿到了‘那本’
我愣住：你说哪本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桌上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压着一张便利贴：看完记得放回原处。
我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复印件,共十页。第一页页眉上写着：R.C.内测评分机制·草案,下方一行字用红笔标记着：未经授权,禁止外传。
我的手微微发颤。那不是简单的员工手册,而是某种系统化评分表。文件列出了十余项评分标准：时间响应率、语音情绪曲线、汇报节奏、协同表现度、下属感知模型、上级稳定依赖性……
我一个个看下去,感觉胃里泛起一阵寒意。这些评分标准,比我能想象到的还要细,还要冷酷,还要——真实。
每一项后面,都有记录方式与隐性观察人备注。所有分值最终自动汇总为一个适配风险指数,分数过低者视为系统性不适应者,由人事建议不予转正。
我终于明白,我们根本不是在实习,而是在被筛选。而这场筛选,并不公开,也不允许质疑。
我合上文件夹,张程看着我,语气很淡：知道这些没用,写好你的改进计划才是重点。
你也在被评分我忍不住问。
他嘴角牵动了一下：你以为谁不是呢
午休时,我独自走到天台。阳光正好,但风有些凉。我靠在栏杆上,把手机放在腿上,打开备忘录,写下两行字：
——被评分的不是工作,是沉默。
——越是安静的人,越是得分高。
我把这两句话删了又写,写了又删。
快一点半时,我接到林浩然的语音电话。他一贯不发文字,喜欢用语音来传达那种随时掌控的姿态。
启明,今天组会上我可能会点你,问几个上周协作情况的问题,你提前准备下。还有,昨天那份计划别太长,重点是态度清晰。
好的,林哥。我照例用轻松的语调回应。
对了。他顿了一下,语气轻了点,张程最近状态不错,你多跟他学学。
我点头,但心里升起一股不易察觉的警惕。
下午三点,部门协调组会准时开始。我坐在靠边的位置,面前摊着会议记录模板。每次开会都有记录模板,时间、发言人、重点、责任人、节点时间,必须填满。
会议中段,林浩然叫了我的名字：上次RTP客户需求会,你提到对方有‘改档期’意向,能详细说说吗
我顿了一下,说：对方口头表达了试探意向,计划提前到十月底启动投放,但没有写进正式文件。
林浩然笑了一下,点点头：行,那这条就先不进汇报材料,等客户正式发文我们再跟。
然后他转头对项目助理说：以后涉及判断类信息,我们让张程来核一下。
我没说话,只是在本子上默默记下判断类信息：需二次过滤。
张程没有看我,只是低头写着什么。他的笔在纸上快速划过,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幕会发生。
会议结束后,我路过打印区,无意间听见隔间里两个助理小声交谈。
张程这次稳啊,听说分数在组里排第一。
谁说的
他女朋友就是数据部的,当然知道。
我没有停留,继续走回自己的位子。打开电脑,看着桌面文件夹一个个跳动,眼前忽然浮现出那个评分文档上最后一条备注：
评分权由数据组与导师联合持有,最终建议不接受申诉。
我盯着那句话,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名字。
周淼。
她是上个月离职的前实习生,原本是项目二部的转正热门人选。有一天突然提交了离职申请,理由是家庭原因,第二天就彻底销号,连微信都拉黑了我们所有人。
她,是不是也见过这份评分机制
晚上十点,我刷着手机,忽然看到邮箱里多了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不明
附件名称：第十七组打分样本（隐藏评分）.docx
我手指悬在屏幕上,迟迟不敢点开。文件名上的日期,是今天。
而收件人,只有我一个。
附件,我最终还是点开了。
文档加载的过程漫长得令人焦躁,仿佛每一秒钟都有人在背后注视着我是否犹豫、是否畏缩。我盯着进度条发呆,直到那串黑色字母和数字跳上屏幕,像是一道道不容逃避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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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组,打分样本。隐藏评分。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排列在第六个。每一行都有一个编号,对应工号、部门、导师、当前综合适配率、风控标签、数据行为异常指数、备注建议。
综合适配率：68%。风控标签：高敏情绪/表达不受控。数据行为异常指数：2.6。
备注建议：持续关注。必要时启动提前规避流程。
我盯着提前规避这四个字,脑袋里一阵嗡鸣。它看起来像是个中性术语,但我已经明白,在这个系统里,每一个中性词背后都藏着一套完备的处置机制,而我,正被那套机制悄悄推向边缘。
翻到下一页,是张程的数据。
综合适配率：94%。风控标签：无。异常指数：0.1。
备注建议：转正优先考虑。可提前布置对等工作任务以进行中层适配测试。
他果然领先,甚至已进入考察中层潜力的阶段。
我第一次感到,所谓的努力态度能力从不是主导因素。我们被筛选,只因为在看不见的系统面前,谁的行为更顺滑,谁的情绪更可控,谁的每一个动作更接近于模板答案。
而我,不合格。
这一整夜,我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我站在打印室门口,看着墙上新换的打印提示牌。上面的红色小字赫然写着：本区已启用行为追踪装置,请规范操作,严禁私自打印非授权资料。
我没有进去。我明白那封邮件的出现并不是巧合,它是在提醒我——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开始悄悄记录。
每天的会议安排、每次的评估标准、每个小组的去留变化。我像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把所有能接触到的规则、细节、例外、变通,全都写进一份加密文档。
在这个过程中,我愈发意识到一件事：评分机制只是表面,它的核心逻辑,是消灭一切不确定性。
一个迟到者、一个主动提问的人、一个在群里多发一个表情包的人、一个在汇报时语调忽高忽低的人,都会被标签为不稳定因子,并逐步被系统筛除。
我开始刻意压抑自己,学习张程的沉默。汇报只说框架、不表达判断；遇到争议先停顿、不立场明确；信息同步只用最保守的表达方式,甚至连我觉得这种话也删掉。
连续两周,我的评分没有下滑,风控标签从表达不受控变为观察中,异常指数下降到1.1。
我以为我做到了收敛,但我很快发现,系统不是容错的,它只接受一种行为逻辑——彻底的、绝对的顺从。
某天深夜,我在工位上加班到十一点,抬头看到对面的张程还坐在那里,盯着屏幕发呆。我走过去,轻声问：你每天这么晚走,是想维持数据稳定
他转过头,看了我几秒,低声说：你以为我在维持数据,其实我是数据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文档首页。
这不是一句比喻,而是他清醒的自我认知。我们不再是人在工作,我们是行为模型里的变量。走路的姿势、邮件的语气、说话的停顿时间,甚至厕所停留的分钟数,都会成为某种决策依据。
我曾以为记录能带来改变,但现在我开始怀疑,我的记录是否也在被记录。是否我的反抗,不过是系统设定的变量容忍区间中的一个波动点。
第25天,张程被调岗到信息整合小组,那是实习转正前的最后阶段。
他没表现出一丝波动,只在离开前,把一本笔记本放在我桌角。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你还在想逃出去,但有人正打算把这套系统复制到更多地方。
下午例会时,林浩然介绍了一个新概念：行为适配预筛流程,据说是为了提升各组协作效率,将部分评分系统向中期项目组下沉测试。
也就是说,之前还藏在后台运作的打分机制,即将成为协作要求的一部分,直接写进项目流程里。
我们再也不能假装它不存在了。
当天下班后,我打开后台系统,找到那封评分文档原始邮件的源地址。
它的发送IP被混淆过,但我从文件的属性里发现了最后修改者的ID：Z.M.1225。
周淼。
我终于确认她并不是主动离职,她是尝试过记录、试图反抗、最终被彻底清除的人。
我关上电脑,走到窗前。街道上的灯一个个亮起,人群慢慢散去,而我站在高楼的玻璃窗前,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即将被拧紧的螺丝,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断裂,要么卡入系统。
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我知道你在记录。继续,别停。下次传资料,我会用老路径。
落款,是三个字母：D.M.
项目推进会是在一间临时调配的小会议室里召开的。那天刚下过雨,玻璃上还挂着未干的水珠,空气里混着湿气和打印机墨粉的味道,黏腻又压抑。
我提早十分钟到了,林浩然已经坐在主位,翻看手里的PPT打印稿。他没有戴眼镜,眉间的皱纹因为屏幕反光而显得更深了一些。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抬手指了指左手边的位置。
张程今天也在,他的位置比我靠后,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我。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注视,不带情绪,也不暗藏提醒,就像一台检测设备,默默记录我坐下、落笔、翻页、抬头的每一个动作。
会议一开始,林浩然直接切入正题。
为了适配评估机制落地,我们下周会启动一轮内部行为测试。各组根据自身实际安排任务分配,数据部协同收集行为因子并归档,作为预评估参考。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像是在宣读一项技术更新,而不是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制度迁移。
我看到屏幕上跳出一个新名词：红卡机制（Red
Card
System）。
旁边是一行小字说明：行为偏差数值达到系统设定阈值时,由系统自动触发红卡预警,执行隔离式观察。观察期满后视表现决定是否予以淘汰。
这套规则的冷酷被包裹在格式规范的词句里,看起来干净、科学、不可质疑。
我清楚记得,文件下方的最后一项标注着：机制试点范围：项目二部、综合运营部、外联实习组。
我在其中。
更让我震惊的是,那条短信里提到的老路径——D.M.,就是Data
Mapping的缩写,而不是人名。
有人用一种绕开的方式,告诉我：评分系统正在扩展,它已经开始被可视化。
会议结束前,林浩然看向我。
赵启明,你的实习周期已经进入后段,这次机制适配是个机会。做好,你就有希望拿到明年管培指标。
我点了点头。喉咙干得厉害,却还是硬挤出一句：我会配合。
张程轻轻咳了一声,像是对这句答复有所评价。我不敢回头。
下午四点,我收到项目分配表。我负责的数据标注任务,涉及同组三人的行为评估记录——包括行为偏差分布图、协作响应时间曲线、会议发言比率趋势。
这不再是参与打分,而是模拟系统的操作逻辑,用我的手,去重现系统如何定义一个人应不应该留下。
我开始迟疑。
当晚,张程来找我,说是分享任务经验。我们站在茶水间的角落,他递给我一张白纸,上面列着一组公式,看起来像是某种判断模型。
他低声说：这是行为阈值判断公式,是我那边测试用的,你看着算就行。别多想。
我没接,只是盯着那张纸。他的语气平静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测试我。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些东西的
张程笑了笑：比你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区别这东西最终是给谁用的,谁都清楚。
你不觉得,这已经超出实习范畴了吗
那你觉得什么是‘实习’是让你学怎么打字,还是教你怎么适应这个系统
他凑近我一步,声音低得只我能听见：你如果连‘被打分’和‘学会打分’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就别考虑留下了。
我退了一步,纸却已经被塞到我手里。他转身走了,像是完成了一次任务。
夜里,我坐在工位前,一遍遍看着那张纸上的公式。
我知道,越是往下看,我就越难回头。
凌晨一点,我把那份分配下来的行为标注文档悄悄复制了一份,存进自己那份记录文档的子目录。
我不打算使用那些公式。我要留下没有公式处理的原始数据,只标记事实,不进行系统化转化。
第二天,我的工位旁边多了一个摄像头。没有提示,没有通告。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系统开始反向监控数据录入者。
也就是我。
而我已经成了异类。
周五下午,系统在测试版中第一次亮起红色标记。
不是我,也不是其他实习生。
而是张程。
他的行为响应频率在三天内下降了17%。系统将此解读为心理异常初步征兆,红卡触发,状态改为观察中。
那天下班前,他被叫进了数据组会议室。
两个小时后,他的物品被打包放在行政部前台。他没有出来,也没有告别。工位上的文件夹被清空,连鼠标垫都被回收了。
我从侧门走出公司,坐在便利店门口看着自己的工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系统从未出错,只是在不断更新。
我打开手机,翻出记录文档,把今天的内容补了一行：
张程,评分突降,红卡触发,归档为模型崩溃变量。
随后,我收到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隐藏
标题：行为逃逸因子001已标注
正文：你需要继续。我们需要一个脱靶样本。你已经接近了。
张程被带走那天,行政群没有发布任何说明。他的离开没有备案、没有归档、没有任何官方说法,仿佛这个人从没来过。那张曾经摆在我对面工位的椅子,被换成了新的型号,椅垫颜色稍浅,塑料膜都没撕。
我试着用公司邮箱搜索他的名字,系统提示：无匹配结果。他所有的协作记录也同步清除,会议纪要、群聊记录、工单流转……一夜之间,一个人从组织记忆中被连根拔起。
我突然意识到,规则并不需要公开惩罚。它只要用一次悄无声息的删除,就足够震慑所有仍在系统里的变量。
而我,仍在里面。
那封邮件的内容我看了不止十遍。所谓的脱靶样本,看起来像是某种数据对照组,也许是为了验证模型误差,也许只是用来延迟系统更新崩溃。
它没有命令,只是一句话：你需要继续。
但也正因如此,我更清楚自己正被推向一个隐秘的坐标轴上。我不是主角,也不是反抗者,我只是某个暗线下,被选中的反常态。
我开始害怕。
不是害怕被开除,而是害怕失效。在这个结构里,一个人可以被监控、可以被删除,但最可怕的,是他还在,却已经没有了意义。
我试图与外界建立联系。我联系了导师,曾经在我入职前跟我说有任何困难可以找我的那位副教授。他听完我的描述,沉默片刻后说：
你可能过于敏感了。企业有自己的管理机制,我们不能干预太多。
那如果这些机制已经开始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甚至就业命运呢
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我挂断电话,耳边只剩下空白。
那天下午,我偷偷打印了一份《员工行为守则（内部修订本）》,准备带出公司。但就在我快走出大门时,门禁识别失败了。
保安拦下我：你的卡状态异常,请配合核验。
我没吭声,只是把手里的文件偷偷塞进了电脑包最底层。十分钟后,人事组的一位副经理下来接我,笑着说系统有误。
有时候你在后台权限里多打开一个文件,系统会认为你是‘越权浏览’,别担心,我们申诉就好。
那天晚上,我的账号权限被下调,许多原本可以访问的协作目录全数关闭。
我坐在宿舍床上,把那份带出的文件一点点翻出来。手心都是汗,每翻一页,纸就黏在一起。
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字迹,是别人的笔迹。
守则不是为了维护秩序,而是为了制造服从。
落款是三个字母：Z.M.
周淼。
我终于可以确认,她也走到过这里,也试图翻出这一页,也被关掉了权限,也许也是被悄然删除的那一个。
我决定继续整理我的记录。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我建了一个新表格,把每个离职实习生的姓名、时间、事件前后行为评分都列出来。越整理,越清晰。我看到一条隐含规律：系统评估的淘汰,不来自于错误,也不来自于低绩效,而是来自波动。
说话方式的变化、语调情绪的起伏、每日工作内容的跳跃,都是波动。
而那些稳稳走完流程、适配每一次规则变动的人,全部转正。
我用不同颜色标出这两类人,红色代表淘汰者,蓝色是适配者。
红色越来越多,蓝色越来越少。
我感觉像是在看一份温度图,显示着整个组织内部的自净机制。而我是其中温度最高的那一点。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正式邮件。
主题是：建议提前终止实习协定。
正文开头写道：因您近期项目协作表现与组织适配指数不匹配,经协商决定建议提前终止实习。如有异议,请于三日内提交书面说明。
林浩然并未亲自联系我。
我知道这封邮件的意义：这不是建议,这是命令。
当天晚上,我试图上传所有记录到个人网盘,系统提示因网络防火墙限制,传输失败。我又转向企业邮箱绑定的备份邮箱,同样失败。
我回到宿舍,几乎是第一时间清理了自己的桌面资料,把那份守则副本藏在了最普通的笔记本里,夹在发票和水电费账单之间。
我知道它会被查,但也许不会查得那么彻底。
深夜,我看着笔记本的记录页面,手指在键盘上悬停了很久,最后只敲下几个字：
我不是想当英雄,我只是想保留记忆。
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写字楼大堂外,看着那些匆忙进入大楼的人。他们的面孔熟悉又陌生,有些曾经和我一起加班到深夜,有些是我带过的新人。
他们还在那套规则里,成为系统的一部分。而我,将要被剥离。
就在我准备离开前,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我犹豫了一秒,接通。
对面是个陌生的男声,平稳、冷静：
赵启明,你的数据我看过了。别删。等通知。
我站在风里,手机贴在耳边,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失联。
我没有离开。
实习终止邮件发出后的第三天,我依然出现在工位上,照常打卡、整理日报、参与项目同步。所有人都默认我是手续未走完,没有人提醒、没有人催促、没有人提出异议。
他们就像是被设定好脚本的协作单位,只要系统未彻底判定无效,那一切就还可以继续装作有效。
直到我接到了第二通电话。
来电仍是那个陌生号码,但这次的声音换成了一个女人,声音干净利落,语速极稳：
赵启明,我们要的,不是你‘被动退出’,而是你‘进入内核’。系统在下周将推送一轮升级,内部协同验证测试,将首次开放‘行为标注者’权限。
我握着手机没有出声。
你将拥有一次机会,进入项目行为评分底层逻辑库。我们不干预你怎么使用,但需要你带出内部行为权重配置文件。
我听到自己咽了口唾沫,那是系统打分引擎的底层参数,是这套封闭机制的骨架。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已经脱靶。她停顿了一下,而脱靶,是唯一能躲过当前系统识别机制的方法。
她报了一个路径,一个加密账号,还有一个时间——星期三晚上八点半。
我知道,一旦我走进那个权限池,就是没有退路的选择。
那天下班前,林浩然单独叫我进办公室。他没有提邮件,也没有提终止事宜,而是递给我一份文件。
下周开始,组内部分实习生将协助参与行为模型初测,你的协同效率恢复得不错,上周数据反馈表现积极。
他看着我,眼神里多了点试探和不确定。
你想留下吗
我看着他,只答了一句：我想完成自己的周期。
他点点头,把那份文件推到我面前：签字就行。
我知道,这就是那场验证测试的入场券。
当晚,我将所有数据记录打包压缩成一份独立副本,复制进一个U盘里,贴上账单资料字样。
星期三,晚八点半。
我借口留下加班,坐在项目测试间最里侧的空调口下,戴上耳机,打开测试程序。界面自动跳转至内部操作系统的测试版本,跳过权限验证,出现一个新的选项：
模型结构编辑模式：开放测试（Beta）。
我点击进入。
眼前弹出一个名为P-Map.Structure.v2的文档树。文件夹里依次列着：
交互反馈因子权重表
情绪曲线识别模型样本
行为惯性公式组（隐藏）
决策模拟样本回溯日志
主观干预手动调整记录
我屏住呼吸,打开第三项。页面里列出了几十个函数算法,变量名称清一色采用代码名,例如：
V.TB1：触发-反应时间平均延迟
A.GS4：群体情绪同步指数
H.LS7：逻辑语句偏差容忍度
P.Z9：违抗倾向指数
而每一项旁边,赫然写着默认权重数值。绝大多数权重集中在稳定模仿延迟反馈情绪压缩四类行为变量。
这不是在评估优秀,而是在压制不一致。
我点开最下方的手动调整记录,一串日志映入眼帘。
最上方一条：
【2025.07.30
|
由S.H.调低
P.Z9
权重阈值
→
从0.38调整为0.21】
备注：本周实习组变量波动频繁,需快速稳定群体行为反馈,避免二次异常扩散。
我第一次看到,那些不被解释的淘汰,其实都是人为调参的结果。
系统不是自运行的,它是被少数人操控的。而行为评分,不过是他们打碎人的棱角时,装作客观的工具而已。
我将整个结构文档复制下来,重命名为Training_2025_Standard_Revision,格式为PDF,压缩入测试缓存文件夹中。
随后,我打开记事本,写下了一行字：
行为系统评分机制无法反映真实协作潜能,建议关闭自动红卡功能,恢复主观复核通道。
我没有保存,只是复制了那段文字,粘贴在测试反馈窗口。
送出前,我犹豫了半秒,又加了一句：
操控系统的你们,总有一天,也会被操控。
点击提交的瞬间,测试系统卡顿了三秒,随即恢复。
我关掉系统,把U盘塞进口袋,站起身,走出测试间。
当晚十点半,整栋写字楼的灯几乎都灭了,只有林浩然的办公室还亮着。
我下意识往里看了一眼,正好对上他的目光。他没说话,只抬了抬手,像是在问：你完成了吗
我微微点头。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继续工作。
电梯下行的过程出奇安静,我望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倒影,那张脸陌生、疲惫、冷静,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没有颠覆系统,但我成功植入了一颗变量。
它可能会被撤回、会被删除、会被屏蔽,但它已经在那里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公司系统推送一则更新提示：
因系统测试期间部分协同逻辑调整异常,红卡机制将暂停启用,待数据组全面复核后再行部署。
我坐在工位上,仿佛听见整个楼层的呼吸同时变轻了一点。
中午,一封匿名邮件静静躺在我的私人邮箱里。
附件里只有一句话：
变量已被记录,下一阶段将不再是你一个人。
正式通知来得比我预想的要快。
星期五上午九点,HR发布了一份看似普通的公示文件,标题是2025年夏季实习批次转正结果公告,PDF格式,配图为蓝底白字公司LOGO,字体标准统一,语言温和。
我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十六位,标注建议录用,待入职体检。
信息简单、干净,仿佛这一个多月从未发生过任何偏离轨道的波动。我在那个名单里,就像一块表面光滑的标准模板。
可我知道,那是我亲手把名字按进去的,不是因为我配合了评分机制,而是因为我在它最底部,写入了能让它短暂失效的那组数据。
当天中午,数据组发布内部通告：P系统第2轮评估暂停,模型结构将重建以适应多元变量,新权重系数将在8月上线。
一小段文字里,藏着巨大裂缝的第一道痕迹。
办公室氛围比以往轻松了许多。有人开始主动约饭,群聊里的表情包重新活跃,有几个原本快要被边缘化的实习生也忽然被安排了新项目。红卡机制停摆,就像是松开了捂在脖子上的一只手,空气重新开始流动。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玻璃窗外那块高挂着公司标语的外墙——行为成就价值,适配决定未来。
短短十个字,此刻读来,却变得讽刺。
张程没有回来。他的工位已经被新人接替,对方看起来稚嫩却积极,每天笑着打卡、准时汇报,一板一眼。她不知道曾经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用一整段安静的沉默换来了一次结构性的晃动。
我还留着张程那本笔记本,封面灰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刻痕很深的压线。当我翻到最后一页时,发现他其实早就预见过这一切。
他写道：系统里真正危险的不是错误数据,而是安静的、不动声色的删除者。
我把那句话抄写下来,贴在电脑屏幕背面,用笔画了一道红色的圈。
实习结束前的最后一周,公司组织了一次闭门总结会议。主持人是HR总监,她站在讲台上,回顾整个暑期实习的优化过程人才筛选机制以及系统化管理的价值成果。
台下掌声不大,但节奏统一。
我没有鼓掌,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投影幕布上滚动的统计数字和图表,默默数着其中被删除的那些人名。
有一页PPT上赫然写着：在行为模型的优化支持下,实习群体绩效波动下降48%,主观抱怨指标降低63%,合作任务准时率提升17%。
这就是系统最想看到的世界：统一、稳定、高效。
而偏差者,只能被从图表上抹去,连痕迹都不会留下。
散会后,我独自走到天台,风很大。隔壁楼的灯已经开始亮起,天边隐隐泛出一点橙光。
手机收到一条加密推送,来自D.M.渠道。
正文只有一句话：
内核已渗透,变量已多点激活。评分机制暂停只是开始,记住你的位置。
我把这句话读了三遍,没有回复。
下楼时,我路过数据组,看到那间会议室门虚掩着,里面的白板上还残留着几条公式和权重矩阵。角落的纸篓里躺着几张揉皱的打印稿,上面露出一行小字：
拟定测试新机制名称：Behavior
Echo
反馈回环。
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悄悄地将门关上。
星期天,我整理完宿舍的行李,把那只贴有账单资料标签的U盘装进行李箱夹层,然后在封条上写下日期和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我也被从系统中删除,请翻开这个目录。
我没有备份。
不再需要。
因为我知道,那些曾经暗中记录、转发、复制、监控的人,那些在评分逻辑里挣扎过、沉默过、反抗过的影子,都还在。他们可能没有留下名字,但留下了轨迹。
我不是第一个。
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离开公司那天,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天色阴沉,街边开始有人推车卖冰粉。我的转正手续定在下午两点,那是个比所有实习批次都晚的时间。
林浩然提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以后有空,回来喝杯咖啡。
我没有回复,但我知道他懂。他知道我做了什么,也明白我为什么做。他甚至可能在某个夜里,看过我写下的那句反馈。
他没有阻止。
电梯缓缓下降,我望着玻璃倒影中的自己,眼神不再局促,也不再防备。
我已经穿越了系统的底部,看过那些最冷的逻辑与最热的胆怯,听见过键盘背后的人如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明白了什么是活下来,又该如何留下痕迹。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手机响了一下。
是一封匿名邮件：
故事结束了,系统记住了你。
而我终于可以把这段记忆,放心地交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