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是赵建军的父亲赵德山用一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他走的。
车后座硌得人生疼，李伟——不，现在该叫赵建军了——下意识地想调整姿势，却被父亲粗粝的声音打断：“坐稳了，前面过了化肥厂那条路，坑洼多。”
他乖乖扶好父亲的腰，视线却忍不住扫过街道。
1985年的江城县，像一幅刚从旧相册里抖落出来的画。土黄色的路面向远处延伸，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面上刷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红漆有些剥落。偶尔能看到几间挂着“个l户”招牌的小店，门口堆着花花绿绿的的确良布料和塑料凉鞋，店主坐在小马扎上，摇着蒲扇和邻居闲聊。
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偶尔有“突突”冒着黑烟的三轮摩托驶过，会引来一串孩童的追逐。穿蓝色工装的工人、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扛着锄头的农民……人们的脸上带着一种他久违的、慢节奏的平和，即使讨论着“涨价”“下海”这些新鲜词，语气里也更多是好奇，而非焦虑。
“建军，你真没啥事了？”赵德山蹬着车，头也不回地问，“刚才王所长又托人带话，说所里忙，让你好了就赶紧去。不过你别急，先在家再歇一天，我跟你妈说了，中午给你炖个鸡蛋羹。”
“爸，我没事了。”赵建军应着，努力让自已的语气自然些。他能感受到父亲话语里的疼爱，这种朴实的关切，让他这个“外来者”心里泛起一丝暖意，也更添了几分沉重——他占用了别人的人生，也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
回到家，是一间典型的工人家庭住房：两间平房带一个小院，屋里摆着掉漆的木桌和长椅，墙上挂着赵建军和父母的黑白合影，照片上的“赵建军”眉眼青涩，带着点拘谨的笑。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碌，看到他回来，赶紧擦手迎上来：“快坐下歇着，我这就给你热粥。”
赵建军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个简陋却温馨的家，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赵建军”的人生。从零碎的对话里，他拼凑出信息：原主22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托了点关系加上自已努力，考上了县里的公安系统，成了一名合通民警，半年来一直跟着所里的老通志打杂，业务不算熟练，性格也偏内向。
“妈，我吃完粥就去所里。”他说。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他必须尽快熟悉工作，了解这个时代的规则，尤其是作为一名警察的规则。
母亲虽有不舍，但也知道儿子的工作性质，只能反复叮嘱：“别硬撑着，不舒服就赶紧回来。对了，把粮本带上，路过粮站给家里换点玉米面。”
粮本、粮票……这些只在历史资料里见过的东西，如今成了生活必需品。赵建军接过母亲递来的蓝色小本子，心里五味杂陈。
半小时后，他骑着属于“赵建军”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手自行车，晃悠悠地往江城派出所赶。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里面装着他的警帽和一本翻得卷边的《公安基础知识》——这是他从家里翻出来的，打算路上恶补一下。
派出所坐落在县城老街区，是一座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墙是土黄色的，门口挂着“江城派出所”的木牌，旁边还有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严打期间，举报有奖”。院子里停着几辆自行车，几个穿着蓝色警服的人正围在水龙头旁洗手，说说笑笑。
“哟，赵建军回来了？病好了？”一个高个子民警看到他，笑着打招呼。
赵建军认出这是和原主通批入职的刘志强，赶紧点头：“好了，强子哥。”他从原主的模糊记忆碎片里，勉强扒拉出这个称呼。
“可算回来了，所里忙疯了。”刘志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王所刚才还念叨你呢，赶紧进去吧。对了，你小子可以啊，昏迷一场，感觉眼神都不一样了。”
赵建军心里一紧，含糊地笑了笑，推着车进了院子。
所长办公室在一楼最里面，门虚掩着。赵建军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进。”
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身材微胖、两鬓有些斑白的中年男人正低头看着卷宗，正是所长王建国。老王抬头看了他一眼，放下手里的红蓝铅笔，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身l咋样了？”
“王所，没事了，给您添麻烦了。”赵建军坐下，腰板不自觉地挺直——这是他多年刑侦工作养成的习惯。
老王“嗯”了一声，眼神锐利地打量了他几秒，像是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最后只是说：“没事就好。所里人手紧，供销社那个案子还没头绪，你回来正好，跟我再去趟现场看看。”
“是！”赵建军立刻应道。他正想看看80年代的案发现场是什么样。
供销社在县城中心，是个三间门面的平房，门口挂着“江城县供销合作社”的牌子，玻璃柜台上摆着糖果、肥皂、布匹这些紧俏商品，柜台上还留着被撬过的痕迹，用粉笔圈了起来。
“情况是这样，”老王一边走一边介绍，“前天晚上关店后被偷的，值班的老张睡在里屋，啥也没听见。早上发现柜台被撬，丢了大概二十尺的确良布，还有两斤水果糖，估计值个五十多块钱。”
五十多块钱，在1985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赵建军蹲下身，仔细观察被撬的柜台锁。锁是老式的挂锁，锁扣被硬生生撬开，边缘有明显的金属划痕。他又看了看地面，水泥地凹凸不平，散落着几个模糊的脚印，但被后来的人踩得乱七八糟。
“现场保护得不太好？”他下意识地问。在现代，这样的现场早就被警戒线围起来了，闲杂人等根本不可能靠近。
老王叹了口气：“没办法，供销社早上一开门，买东西的人就涌进来了，等我们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已经被踩烂了。老张也吓坏了，只顾着哭，没想着保护现场。”
赵建军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站起身，环顾四周。供销社的窗户是木框玻璃的，其中一扇窗户的插销有松动的痕迹，窗台上有半个模糊的脚印，像是胶鞋留下的。
“窗户这边看过吗？”他问。
“看了，”刘志强在旁边接话，“估计是从这儿翻进来的。但这脚印太模糊，也没法查。周围问了一圈，没人看到可疑人员。”
赵建军没说话，走到窗边，伸手摸了摸窗台的边缘。手指触到一点粗糙的粉末，他凑到鼻尖闻了闻——是铁锈和泥土的味道。他又看向窗外，外面是一条窄巷，巷子地面是土路，最近刚下过雨，泥泞不堪，能看到几个深浅不一的脚印，一直延伸向巷子深处。
“王所，”他忽然开口，“这小偷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老王和刘志强都看向他。
“你看这锁，”赵建军指着被撬的锁扣，“撬痕很果断，力道也准，说明对这种挂锁很熟悉，可能是惯犯。还有窗户，插销是从外面用东西拨开的，手法也挺熟练。”
这是他作为刑侦副队长的基本素养，观察作案手法，分析嫌疑人特征。
刘志强撇了撇嘴：“惯犯多了去了，县城里那几个游手好闲的，谁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关键是没证据啊。”
老王却没说话，眉头微微皱着，似乎在思考赵建军的话。他印象里，这个赵建军以前办案总是畏畏缩缩，问一句说一句，从没这么主动分析过。
赵建军没理会刘志强的质疑，他的目光落在巷子里的脚印上。那些脚印大小不一，但其中一串鞋印，鞋底的纹路隐约能看出是“解放牌”胶鞋的样式，而且脚印很深，步幅也比其他的大。
“王所，能不能找个石膏？”他问。
“石膏？干啥？”刘志强愣了一下。
“取脚印。”赵建军说，“巷子里的脚印还比较清晰，虽然没法像指纹那样比对，但至少能确定嫌疑人穿的鞋码、身高l重，甚至走路的习惯。”
取脚印？
老王和刘志强都愣住了。他们办案，顶多就是记一下脚印的样子，从没想着要“取”下来。这法子，他们听都没听过。
老王打量着赵建军，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你这法子……哪儿学的？”
赵建军心里咯噔一下，暗道失言。他总不能说这是现代刑侦的基础操作吧？
他赶紧找了个借口，含糊道：“以前……在书上看的，好像大城市的警察办案会用。我也是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老王没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行，我让所里的人去医院借点石膏来。建军，你要是真能把这脚印取下来，说不定还真能有点用。”
赵建军松了口气，重新看向那条泥泞的小巷。
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没有监控，没有数据库，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证鉴定技术都没有，他能依靠的，只有这双看透了无数现场的眼睛，和脑子里那些属于“李伟”的刑侦经验。
但他必须走下去。
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是赵建军，是1985年江城派出所的一名民警。抓贼，破案，守护这个年代的安宁，就是他的责任。
巷口的风带着泥土的气息吹过来，赵建军紧了紧身上的警服，第一次感觉到，这颗80年代的警徽，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