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秋。
远处天边卷着的云彩，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现出粉橙的光芒，漫向更远处，变得如棉絮那样稀薄了。九月的傍晚有了丝丝凉意，举水河边的地里，高一红还在劳作。河边两亩沙地的花生正是抢收期。天还没亮就开始来到地里，她已经劳作了十几个小时。原本郁郁葱葱的花生地露出了土色面目，一个个坑就像张大的嘴巴，吞噬着她的耐力和体力。她不时看向延伸到村里的小路，期待着回家。
高一红家里有六个孩子，她是第二个女儿，农忙季是不能上学的。只有大姐高菊花，是长女，有可以上学的优待。
今年一红已经十四了，六月份过了四升五的考试，特别高兴，拿着通知单回家告诉娘。娘在做饭，脸一下拉得老长，把水瓢重重的扔进水缸，“家里承包了这么多地，我和你爹从早到晚不闭眼都干不完！都是讨债的！”。水缸里的波纹荡啊荡，把一红的眼睛都快荡湿了。
到了开学，没人提给自己报到的事。去年也是这样，家里的小透明是上不了学的。但大弟闹着要人陪上学，半工半读，好歹还是上了四年级。一红存了点儿希望。
“一红”，大姐扛着两根冲担来了。冲担尖尖的头后面挑着几跟稻草绳子，前面坠着一个小藤条框。上了一天学，大姐的粉红色的确良衬衫还是那么板正干净，映照着夕阳，发出耀眼的、神性的光芒。
两人合力将这些花生一层一层铺好，码成垛，紧紧捆起来。花生肥大的身子带着还湿润的泥土沉沉的坠着，腆着肚子躺在稻草绳子上，等待着最后的收割。远处太阳已经看不见了，云层像打翻了的墨水，在天空这条河流中，有的地方墨色深沉，蔓延到远处又稀薄得有点发青。
“想什么呢？快帮我扶一把。”大姐喊道。
刚从地里拔起来的湿花生还带着生命的厚重，每一捆花生都至少有三四十斤，大姐一个人使不上劲。一红将冲担尖尖的头插进花生捆肥大的肚子，花生发出“噗嗤”的惨叫。她扶着大姐站起来，再匆匆忙忙地挑起来自己那一担，提着藤编的篮子，追上去。即使经常干农活，这七八十斤的担子对十四岁的一红来说还是太沉重，她本就很瘦，坚硬的冲担硌得她肩胛骨生疼。
走了几百米，要上坡了，咸咸的汗水顺着眼睛流到了嘴巴，一红感到脸上发热发烫，不知道是白天晒伤了还是现在发力太猛、太热了。她将草帽取下来，抹了抹额头上的汗。一阵凉风吹来，周边的狗尾巴草耷拉着头顶泛着白色的青毛，摇摇摆摆。不远处白杨树的叶子也“哗哗哗”地碰撞着，像一撮坏人藏在那儿搞阴谋。
“天气真好！”大姐说。
“是啊！最好不要下雨。”一红望着远处的村子，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飘起了炊烟，被夕阳映照出一点儿粉色，又被风吹散了。
“姐，你说妈能还叫我去上学吗？”
大姐抬头看了看一红，一红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墨绿衬衫，是自己更小时候的衣服，穿不下了，留给一红。她身量大，当时衣服在身上鼓鼓囊囊，绑得紧紧的。一红却瘦，又比自己高，衣服显出一种滑稽的空荡，风钻进去，调皮地吹气，鼓起来。
袖子那里短短的，露出一截黝黑发亮的细弱的手腕。裤子不知道穿了多久，膝盖处的鼓包夜能随风舞动，变成起伏的连山。旧解放鞋大拇指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一红的拳头紧紧攥着，皱着清瘦的眉头，眼睛泛着夕阳的点点亮橙色的光。
“应该会的。”大姐不忍戳穿事实。娘说了，二妹一红和三妹梅花今年都要留在家里。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她道，“这段时间忙完了应该就可以了。”细细碎碎的风声将大姐的声音吹得飘散开来，听起来渺渺茫茫，很不真切了。
“走吧，天要黑了。”
一路上两人再没讲过话，也没歇息，一口气就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