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土砖屋里的早晨
我又站在了那条泥泞不成形的小路上。
脚边的杂草已经齐膝,雨水将小路泡得软塌塌的,鞋底一拔一陷。几十年前,我曾在这条小路上追着鸡鸭满地跑,喊着外婆,别让它飞走！如今,它却像一条褪了色的旧布,斑驳、破损、被岁月反复踩过,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那座土砖房,依旧还在,但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模样。墙体上长出了苔藓和草藤,门板早已塌了一半,一阵风吹过,咯吱作响。小时候,我总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屋里有火塘,有咸菜,有我最亲的外婆。
那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盘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发髻。她不是大队书记,却比谁都忙；她不是医生,却常常被人请去接生；她不是老师,却劝得小媳妇和婆婆握手言和。
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是那个动荡年代里,乡间最小最基层的一块砖,却也是最硬最能扛事儿的一块砖。
土砖房里挂的画像是主席、总理和十大元帅的画像。每次贴歪了,外公都要重新揭下来,用浆糊一点一点抹平,再小心地贴上去。总说：要敬,要端正,这些是伟大的亲人。
我年纪还小的时候不懂,只觉得屋子里充满了红色和正气。但其实,那些画像下面,是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真实。
外婆有五个孩子,个个瘦得肋骨分明。每天的饭不过是一锅红薯稀粥,再撒几颗咸菜叶子,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偶尔她从地里挖出几颗豆角或者南瓜,舍不得自己吃,就捣鼓成小碗端给村里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说：她比我还苦,得补一口。
我父母亲一辈小时候最怕饿。我妈总跟我放学回家,一群孩子蹲在火塘边,盼着锅里能响一下。可只要有人来家里做客,哪怕是个外村的,她总要笑眯眯地把锅揭开,把本来就稀薄的一碗饭盛出来请人吃。她说：家穷心不能穷。咱们要做好人。
外公有时候会埋怨她：你自己都吃不饱,还管别人。她不吭声,只是默默地去舀一碗井水,把锅里剩下的一点饭泡成粥,再分给孩子们。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她从不懈怠。早上天还没亮,就已经挑着箩筐上山打柴。中午回来喂鸡、洗衣,下午下田插秧,晚上还要开妇女会。她一口南方方言话嗓门又亮,常站在村口石台上讲妇女解放,讲计划生育,讲跟党走,做新女性。
孩子们叫她外婆,乡亲们叫她老邓主任,知青来了叫她邓妈妈。她像一个永远不累的陀螺,旋转在这个穷山僻壤的村庄里,从不叫苦。
那年,我第一次记事,是看到她蹲在屋后的小池塘边洗衣服。她的指甲里全是泥,手背上的老茧像树皮一样厚。洗完一件衣服她就甩一下水,再抖一抖,挂在晾衣绳上,整整齐齐,一点不拖沓。我问她：外婆,你怎么总不休息啊
她扭头笑了一下,脸上皱纹堆成了一朵菊花：地不种,日子怎么过人不动,心就散了。
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起来——她就是那种人,越苦越不肯倒下,越难越要站得笔直。
屋里的墙面上,除了元帅画像,还有一些写得歪歪扭扭的毛笔标语：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阶级斗争天天讲。她经常拿着毛笔练字,一笔一划地描着,只有小学毕业,毛笔字却写得工工整整,她就坐在灶台边一边烧火一边教：‘自’是自己的人生,‘力’是干活的力气,‘更生’是苦尽甘来。
表哥那时候才十几岁,也跟着学,念得煞有其事。
我最爱的,是晚上火塘边的时光。她一边捻着绳子,一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事,说她小时候家里更穷,吃观音土都吃过；说她早早嫁给外公,跟着种田、挑水、盖房子。她说这些时候,总不觉得苦,还会笑着说：现在有毛主席了,不怕吃苦,就怕不学好。
我还记得,有一年下大雪,她把屋里仅有的那条棉被送给了村里刚搬来的人家,那家人冻得发紫。她对我们说：多一口暖,他们才能活。
那天夜里,整个土砖房都冷得像冰窖,我和表妹挤在一条破布单下,瑟瑟发抖。外婆一夜没睡,坐在火塘边烧柴,直到天亮。
如今,那样的房子,那样的夜晚,那样的人,仿佛都被时间埋葬了。可我站在这屋子前,总觉得她还在。
仿佛她就在屋里烧着火,听见我回来了,走出来,拍了拍围裙说：小囡囡,饿了吧灶里还有红薯粥。
可我走进去,屋里早已空空如也。
第二章：妇女主任的年代
外婆成为妇女主任那年,正是运动最激烈的时候。
村里的广播喇叭一大早就响起抓革命、促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吼得震天响,田埂上是拿着语录本的知青,生产队长天天盯着每一块地的产量。女人们也不能闲着,哪个不下地干活的,第二天就要被点名批评。
可就是在那样的年头,外婆成了妇女主任——其实就是个不拿工分的义务角色,但却要管的事一箩筐：谁家吵架了、哪个女人坐月子没人照顾、谁家孩子偷吃食堂饭、哪个姑娘跟知青走得近,都得由她出面。
别人躲避这个职务,外婆却接下了。
我怕啥子她对着屋里的孩子说,我是个穷命人,怕官怕权我就别活了。
她从不读书写字,只会签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写着邓氏玉。可她有天生的能耐,会说话、懂人情、能劝架、能做饭、能抓猪接生割麦收稻样样都能。村里有个刁钻婆婆,没人能劝得动,外婆去了,几句轻声软语再加一碗红薯粥,居然让那婆婆把藏了三天的儿媳妇放了出来。
你们妇女主任是吃斋念佛的吗队长笑着问。
吃苦念心经。外婆答得不咸不淡。
她办事讲究一个平,谁家都不得罪,谁也不偏心。可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些吃不上饭的女人和孩子。
有一次,村东头的柳嫂子难产,男人早死,娘家又不管。外婆拎着一桶热水、一床被子、两个红薯冲进她家,半夜里跪在床头接生。那孩子生下来时全身发紫,被外婆救活了。等村医赶到时,她脸色煞白,瘫在门槛上,连话都说不出。
她回家时天快亮了,孩子们正准备下地割麦。她笑着说：等我歇一会儿,再去割。
这种事,在她身上年年有、月月有。
那时候的群众评议会,她也得上去发言。有时候是评妇女模范,有时候是批斗思想落后的妇女。她从不骂人,也从不随便举手投票。她说：要骂,也得有理；要投票,也得凭心。
有一回,村里要批斗一个跟知青私奔的姑娘,理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那姑娘是外婆看着长大的,叫小春,眼睛亮亮的,手脚利落。外婆明知不能帮,可她还是偷偷地给姑娘塞了两张被单,说：路远,盖着点,别冷着。
她的耳朵后因此挨了一记掌,还被叫去开揭发会。
你护着敌人别人质问她。
她只说了一句：她又不是敌人,是个女娃子。
后来姑娘没走成,被送去劳动改造。许多年后,她成了县妇联主任,提起外婆还掉了眼泪。
那时候,她是唯一一个不打我不骂我的人。
在外婆眼里,没有敌人与阶级,只有苦人与更苦的人。
可她的苦没人替她分担。
每天干完一天活,外婆还要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她蹲在灶台前烧柴火,烟熏得眼泪直掉。大女儿十四岁就去插队,二儿子发烧连着三天,她抱着他走十里山路去镇上看医生,回程时药洒了一半,她还不敢停,一步一步走回来。
有一次她实在累了,坐在地上喘气,嘴里却念着：这活我不干了,这主任我不当了,啥也管不过来了。
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披着蓑衣上了田。
村里的妇女说：邓主任,真是命苦心软的好人。
知青说：她是我们在这里最讲理的‘娘亲’。
可谁知呢她也会在夜里偷偷哭。
孩子们睡了,她才从破布袋里翻出几颗盐巴,和着冷粥吃下去。她说自己不饿,其实是怕孩子们吃不够。
她唯一的享受,是梳头。
她有一把老木梳子,用了几十年,洗得发亮。每天早上,她都要坐在灶台前,用梳子一下一下把头发从发根理到发尾,是流行的知青头发型。她说：人穷心不穷,头发不能乱。
她最体面的一次,是被县里评为劳动模范,去镇上领奖。她穿上了唯一一件洗干净的白衬衫,鞋子还是外公给她从集市上换回来的。
回来时她背着个奖状卷筒,脸上笑得像花一样。她把奖状贴在家里堂屋,说：这是我一辈子最光彩的一回。
可她没拿到什么奖品,也没分到多一分粮。
有人问：值吗
她说：值。人家说我,是个干实事的妇女主任。
第三章：红旗下的日子
那是一个口号比粮食还多的年代。
红旗、语录、批斗、大喇叭、广播站……整个村子都像浸泡在红墨水里,谁的声音大,谁的立场硬,谁就能多吃一口饭,多得一分情面。
外婆一早就知道风向怎么吹。可她不是聪明人,她只知道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是好人,一个是不能害人。她信毛主席,就像信自己的命一样。
她在屋里的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十大元帅画像、红五星图案,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不是做饭,不是梳头,而是给毛主席画像擦灰。
你爷爷都不一定天天洗脸,主席像不能脏。她说这话时,眼里带着虔诚。
那时候村里人最怕的是出事。一句话不小心,一封信没藏好,一个亲戚被划成黑五类,就能株连一家。可是外婆不怕。她是个讲理的人,也是一根筋的人,她信什么就做什么。
她从来不随便揭发谁。
队里开批斗会,批地主、富农、反动学术权威,还批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妇女。她必须出席——妇女主任的职责——但她从不带头喊口号。
你是妇女主任,要带头。上头的人说。
她就站起来说：我是妇女主任,可我没见她错在哪。如果有错,也该我们做长辈的帮着改,不该大家一起骂。
话说完,一屋子鸦雀无声。
后来她就不再被叫上台发言了,但她从没后悔。
村里那个被批斗三次的寡妇张姐,后来偷偷对她说：姐你是好人,要不是你,我都跳井了。
她还是照样干活、照样过日子,肩膀宽厚得像能背得动整个村的苦难。可她也不是铁打的,偶尔也会跟外公发一回牢骚。
你说我图什么一天到晚,这个哭那个吵,屋里五个娃还等我回去做饭,饭没得吃,天要下雨,还得走十里山路开会……我真是疯了！
外公不说话,只是默默给她舀了一碗粥,再递给她一只热馒头。
你不疯,你是有胆量。他说。
她嗤笑一声,又擦了擦脸,继续忙去。
那时候有个词,叫贫下中农的代表,她就是。她没上过学,没出过远门,没拿过工资,却走过全村最远的每一条田埂小路。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水田干裂成蜘蛛网。队里组织大家挑水救地,可谁都挑得慢,天又毒辣。外婆挑一桶水就倒一身汗,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嘴唇都干裂了。知青小伙看不下去,劝她：谭妈,歇一歇。
她一边擦汗一边说：老骨头不中用了,可地是大家的,我不挑,你们多挑一桶,我也心疼。
就是这样,她在村里成了铁人一样的存在。苦不说,累不喊,干不完的活儿,照不完的人情。
可这红旗下的日子,不光只有劳动和奉献,还有一种慢慢积压的焦虑和压抑。
她有时候也会怕。
怕运动升级,怕谁家被抄了,她救不下来。怕孩子在学校说错一句话,被写进大字报；怕那个脾气火爆的大儿子不小心打了别人,被送去劳动改造。
她管不住天,也管不住人,她只能管自己那点心。
于是她更勤快了,哪怕是深夜,也要把屋里打扫干净,锅盖擦亮,米缸盖上,墙上的画像贴正。
人心不正,屋里也不正。
那年秋天,队里发了新粮。她拿回家的那份,被她分了一大半送给村里三个病号家庭。外公拦她：你疯了吗娃们都饿着呢！
她皱着眉头低声说：他们那边都咳血了,吃不上一口米饭。你看得下
我看不下,可我更看不下自家娃流眼泪。
那天晚上,他们吵了一架。
可第二天一早,她还是一边洗衣一边哼歌,手脚麻利得像没事人一样。
她不怕吃苦,也不怕骂名,怕的是心底那个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不懂她为什么常常走神。
有一次我偷偷看见她站在屋后,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把手伸进柴火堆里翻东西。我问她找什么,她说：我记得我藏了一块红糖,想给你炖个鸡蛋汤。
那块糖,最后没找到。
她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说：可能是我记错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记错了,是太累太累,连记忆都开始碎了。
红旗下的日子,对她来说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用一辈子去清偿的劳作与信念。
她信自己信的东西,从没动摇过。可她也是个母亲,也是个女人,是个会哭、会倦、会累的普通人。
只是她不说。
因为她觉得,说了就软了。
而她一辈子,都不肯软。
第四章：疯了的外婆
外婆疯的那年,村里的桂花开得格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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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每天五点起床,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髻,洗脸、烧水、扫院子,一样不落。可她不再唤我们起床,也不再喊大儿子去割草、二儿子去挑水,只是一个人坐在堂屋中央,抱着那张毛主席画像发呆。
她好像在等谁,又好像根本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了。
最先发现不对劲的是外公。
有一天下午,外婆忽然扛着一把木梯子往村口跑。人们以为她是去修房檐,可她不是。她一路跑一路喊：我得去上毛主席的屋顶！我得擦他的窗子！
大家一边笑一边劝她：邓主任,你是不是太累了,快回家歇歇！
她却瞪着眼睛,满脸通红,谁拦她她打谁。瘦小的她,突然就像得了神力,把一个小伙子一把推开,又蹿进了村委会,硬是想往墙上爬。
她疯了。有人低声说。
那晚,她是被外公连哄带拖地带回家的。她一边挣扎一边哭：他叫我去的啊,毛主席,他说我屋里太脏,叫我去擦一擦……
说完就倒在门槛上,睡了一夜。
那之后,她变了。
她开始不认人。
有一天,大女儿回来看她,外婆愣了半天,嘴里嘟囔：你是谁家的姑娘
又有一天,她看见外公在院子里削竹子,忽然冲过去夺下竹刀：你是谁跑到我家干嘛我男人死了几十年了,别想骗我！
外公呆住了,手里的竹片掉在地上。
他没说什么,只是默默蹲下来,把那些碎片一根一根捡起来。后来他不再跟她解释,也不再辩解,只要她喊抓贼啦,他就配合她装模作样地追两圈,再一脸委屈地逃走。
她不记得我了。他悄悄对我们说,但我记得她一辈子。
她开始藏钱。
每次去赶集回来,总要左手摸摸裤袋,右手拍拍胸口,然后神神秘秘地跑到屋后灶台边、瓦罐里、柴堆底下、鸡窝旁,把那几毛几分藏起来。问她藏哪了,她自己也不记得。
那钱我留着呢,将来毛主席回来要用的。她认真地说。
一次下雨,她在屋檐下捧着一把纸钱哭,嘴里说：这是我攒给娃儿读书的,别淋湿了。
我们不敢笑,只是心酸得说不出话。
她也不再做饭了。饭锅底下堆了灰,她说那是她小时候埋的宝藏,不能动；锅里明明没有东西,她却说：今儿炖了鸡汤,谁馋了来喝。
有一次我真的用碗舀了一口,空空如也。她却笑着问：好喝不
我忍着眼泪点头：好喝,像小时候的味道。
她越来越不安分。一天要把整个院子走上十几遍,屋里的毛主席画像也撕了贴、贴了撕,时而擦拭,时而跪拜。她会突然站在屋顶上,对着远山喊：我干了一辈子好事,怎么没人记得我
她还时常把梯子扛在肩上,说要爬上天去看老伴,可她根本不知道外公就在她身后,默默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那时我们常常偷偷哭。
外婆疯了,是一种让人心碎的疯。她没吵、没闹,只是把原本有序的人生慢慢打散成一地鸡毛,却又偏偏要把每一根羽毛收回来拼好,只是她再也拼不出原样。
我们试着带她去镇里看医生,医生说是老年性精神错乱,开了一点药,可她根本不吃。她说：我不病,我就是有点烦。
外公也不强求她吃药,只是每天给她洗脸,给她穿干净衣服,帮她把乱藏的钱一点点找出来。有人说：你就别管了,疯了还计较这些
外公说：她一辈子干干净净,现在疯了,我也不能让她邋遢。
在她最疯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洗脸、梳头、把衣服洗干净晾好。她会拎着一盆水坐在院子里,用老掉牙的搓衣板慢慢搓那件蓝布褂,嘴里哼着年轻时候的歌：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那歌声哑哑的,拖着颤抖的尾音,像是风里残破的老喇叭,却让整个院子都安静下来。
后来有一天,外公对我说：她还是记得点什么的。她忘了我,忘了你们,忘了这个家,可她没有忘了她当年是谁。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疯了的外婆,不是忘记了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变了,她不认了。
她疯在一个她信仰不再有效的年代,一个连毛主席语录都从墙上摘下的年代；她疯在一个所有人都开始各自为生、没人再相信公社饭堂妇女主任的年代。
她被留在了原地,疯得很慢,也疯得很认真。
她用疯来守住自己的信仰,守住她这一生苦难中的最后一点秩序。
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却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有些可怕——它可以让一个再坚强不过的女人,慢慢疯掉,而身边的人只能看着,无能为力。
第五章：外公走了
雷某松,也就是我们叫了一辈子的外公,是在一个没有风的夜里走的。
那年他已经年过七旬,身子骨还算硬朗。可我们没想到,病来得那么快。
那天早上,他还在院子里扫落叶,扫完坐在门口晒了会儿太阳。外婆照例在灶台边洗碗,嘴里念叨着鸡蛋涨价了,南瓜快开花了。突然听见院子里一声闷响,她连碗也没顾得上擦,冲出去,看到外公已经歪倒在石板上,半边身子动不了,嘴巴也歪了。
老雷,你快起来！她抱着他,声音发抖,额头上汗直往下淌。
可外公只是微微睁了睁眼,嘴里呜呜两声,说不出话。
我们连夜送他去镇上的卫生院,医生看了片子,只说：中风,偏瘫,左侧神经全部损伤,年纪大了,能不能撑过来,就看这一个月。
我当时不在家,听说时正在外地打暑假工,离家上千里。
那时候外公他也认不出人,说不出话,连翻身都得靠人帮。
这一个月,外婆像忽然变了一个人。
她疯疯癫癫了那么些年,见人喊抓特务,满院子藏钱,扛着梯子到处跑。可自从外公倒下后,她一下子就安静了,仿佛什么神智忽然回了她的脑子。
她开始每天五点起床,先用一块旧毛巾沾温水,把外公的脸细细地擦干净,再给他喂粥喂药。她学会了怎么给他翻身、拍背、换尿裤,还会在他耳边轻声说：老雷,你醒醒嘛,我在这儿呢。
他不回应,只是眼睛偶尔动一下,仿佛还能听见,又仿佛只是身体的本能。
外婆却不信。
她坚信：他知道我是谁。
她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甚至把那张褪色的妇女主任模范奖状都翻出来贴回了墙上。她说：他不认人了,可他认得这张纸。
每天晚上,她还会用小本子写字,哪怕她一个字也不认得,就那样一笔一画地在空白页上画圈、画格子,然后贴在墙头,说是写信给毛主席,保老雷平安。
她把疯劲藏进最深的角落,把所有的清醒都用来照顾他。
可时间是最无情的事。
外公越躺越瘦,脸也一天比一天灰,嘴角经常流着口水。到最后连眼皮都不怎么动了,整个人像一具干枯的木头,呼吸也细得几乎听不见。
一个月后,他走了。
那天是傍晚,天特别安静,连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都一动不动。外婆正好给他擦完手,又帮他换了干净的裤子,刚刚把脸盆端出去,回来时,就看见他安安静静地闭着眼,再没睁开。
她没有哭,只是愣愣地站着,像是连悲伤都忘了怎么表达。
过了一会儿,她轻轻拉了拉被角,帮他盖好,说：走就走吧,干干净净的,挺好。
他们那天都在,除了我。
我没赶回来。
接到电话时,我正站在工厂流水线拧螺丝打暑假工,哥哥轻声说：外公走了,昨天晚上,凌晨三点。你赶不回来出殡了……也没事,外婆挺住了。
我没说话,水哗啦啦地流,我的眼泪却没有流。
可我知道,那种钝钝的、胸口裂开的痛,会一直留着。
暑假工结束后,我回外婆家了。
回到那个土砖老屋,天正午,我进了外婆家的堂屋,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蹲着烤火、吃红薯、听外婆讲故事的地方。
那天外婆刚好不在,邻居说她去邻村赶集,说要买纸钱,说老雷不习惯没人说话。
屋里没有人,但我坐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墙上是剥落的白灰,角落里还有一把老藤椅,老鼠窝一样的静。阳光透过窗子斜照进来,落在桌上那条老旧的桌布上。
可我感觉……我不是一个人。
有人在身边。
真的,就像小时候外公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竹编扇,扇风时扇得我耳朵发痒；又像他刚才还在,刚刚才站起身,走去了后屋。
我一句话也没说,可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哗啦啦流下来。
我低着头,心里轻轻喊了一句：外公,是你来跟我说再见吗
没有回答。
可我知道,他来过。
他在等我回来,等我坐在他最熟悉的地方,像小时候那样。他才安心离开。
我坐在那张桌边,泪流满面,却不想动。
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暂停了,只有我们祖孙两人,隔着一层光,告别了一次——静静的、安安的、像他一生一样不张扬,不惊扰,不留声,只留下一道门,轻轻关上。
第六章：最后的日子
外公走后,外婆好像一下子被抽空了。
她并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继续疯癫,只是变得特别安静。
原先那个每天走来走去、嘴里念念叨叨的外婆,忽然少了动静。她不再提毛主席,不再提开会、写奖状、发语录,也不再扛着梯子到处乱走。她只是每天坐在门口的木凳上,晒太阳,晒得久了,皮肤黑得发亮,头发白得刺眼。
她不肯让别人碰雷外公的遗物。
衣服别烧,还能穿；茶杯别收,他最喜欢用那口；梳子留着,我给他梳头用。她这样说时,声音温柔,眼神却空空的,像是望着一个只在她心里还活着的人。
她每天还照常起床、洗脸、梳头,用那把用了几十年的老木梳把头发一下一下梳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到灶前发一会儿呆。
有时候,她会突然笑一下,对着空院子说：老雷,这红薯你吃得惯不
可院子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晒干的衣服,哗啦啦地响。
她的清醒像是一种执念,也像是她在撑着最后的体面。
我们劝她搬去城里和孩子们住,她死活不肯：这屋子还没塌,我哪儿也不去。
其实屋子早就裂了几道缝,厨房的瓦片也有些松动。可她就是不走。
你们不懂,我在这住了一辈子,我在这儿生娃,在这儿当主任,在这儿送走老雷。我要是走了,他找不到我。
听到这话,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只能请人每天送饭,有人陪她说话,她却总说：别陪我,我一个人也不怕。
她的胃口越来越小,身子越来越轻,背也弯了,脸也瘦了,眼神却还是清澈的,只是常常望着天空发呆。
有一回,她指着天边落日说：你看那一团红火火的云,是不是像老雷年轻的时候,头发乌黑,穿军装站在田头
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那天的云很美,红得像火。
是的,外婆。你记得真清楚。我说。
她笑了一下：是啊,他年轻的时候可精神啦,一点都不爱说话,就喜欢坐在那儿削竹条。我总嫌他闷,他却笑我话多。现在想想,他闷得好,一辈子没惹事,活得体面。
体面,是她对他最大的评价。
也是她这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哪怕最后病倒,她还是坚持自己洗脸、自己换衣服。直到她再也起不来。
她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
她那天特别安静,连呼吸都轻得几乎听不见。我们轮流守在她床前,轻声说话她也不应。
直到太阳升起前的那一刻,她忽然睁开眼,眼神清亮。
她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可声音太轻,谁也听不清。
她又转过头,看向屋角那口老水缸——外公曾经坐在那里,用竹刀削扇骨。
她望了很久很久,眼睛里竟然泛起了微笑。
然后,她闭上眼,再没睁开。
她走得极静,连一声叹息都没有。
那天早上,我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躺在床上,脸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上穿着那件洗了又洗的蓝布褂子,手里还攥着那把老木梳。
像是睡着了一样。
她还是那样爱干净,连走也要带着体面。
葬礼很简单,她没有留下遗言,没有财产,没有什么后事安排。
她一生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口老灶台、那本早就掉皮的结婚证和几张快要模糊的奖状。
我们把她葬在外公旁边,山坡上,靠近他们年轻时种下的那棵桂花树。
坟前那天阳光很好,桂花香得浓浓的。
我站在她的坟前,心里忽然一阵剧痛：那个在村里张罗妇女会、在家里照顾五个孩子、疯疯癫癫却还记得洗脸梳头的女人,真的走了。
我们小时候那间土砖房还在,但已经被杂草爬满了墙。
小路两边也被雨水和野草掩埋,原先铺着青砖的堂屋地面,如今裂成了好几块。屋里墙上的画像早已褪色,只剩下几个旧钉子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我站在屋前,闭上眼睛,仿佛又听到她的脚步声,鞋底踏在地上,一步一声。
她手里拿着一把大勺,一边走一边喊：小囡囡,快回来吃饭啦,锅里是红薯干煮稀饭——你最爱吃的。
我没睁开眼,只是低声说了一句：
外婆,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