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那扇漆成黑色的沉重铁门,哐当一声,在我狂奔而至的那一刻,在我面前轰然合拢。冰冷的铁栓落下,那声音尖锐地扎进我的耳朵里。滚烫的汗水流进眼睛,世界模糊成一片刺眼的亮光。
开门！开门啊！叔叔！我就晚了一分钟！我扑上去,十指抠进冰冷粗糙的铁门缝隙,指甲差点掀翻,我车坏了！求求您！就一分钟！我疯狂地拍打着厚重的铁门,绝望的声音在空寂的校门前回荡。
一张中年男人的脸出现在铁门上方狭窄的窗口后面,逆着光,看不清表情。开考后十五分钟不得入场,规定就是规定。那声音没有一丝波动。
叔叔！您行行好！我三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啊！就一分钟！就开一下门！我的声音劈裂了,带着哭腔。
窗子里的人影摇了摇头。不能为了你一个人,惊扰里面几百个考生。对其他考生不公平。那张脸缩了回去,窗子上只剩我自己惊恐扭曲的影子。
家。那两间低矮、墙壁歪斜的泥砖房,此刻像一个张开的伤口。我像个梦游的人,推着那辆半路上掉了链子的破自行车,每一步都灌了铅。
推开虚掩的院门,腐朽的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灶房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剩饭混合的沉闷气味。父亲陈铁山佝偻着背坐在板凳上抽烟,烟雾笼罩着他愁苦的脸。母亲张桂枝在灶台前揉着几根蔫巴巴的青菜,指关节泛白。
爸,妈,我的喉咙又干又涩,高考,我迟到了一分钟,没让进。
空气猛地凝固。父亲夹着烟的手停在半空,烟灰簌簌落下。母亲择菜的手僵住了。
就…迟了一分钟良久,父亲嘶哑地开口,你再求人家了跪下了
求了,叔说规定,不能坏。声音越来越低。
父亲猛地吸了一口烟,仿佛吸走了所有生气。他佝偻的背塌陷下去。他把脸深深埋进那双黢黑、布满裂纹和老茧的大手里,低沉的呜咽像闷雷滚过：天意啊…
怪我！都怪我！母亲的声音猛地拔高,像绷断的弦。浑浊的泪水冲出眼眶,她用布满老茧的手用力捶打自己单薄的胸口,我该整宿看着你啊！我的儿啊！那么多苦熬出来的灯油…全白瞎了！老天爷不开眼啊！
六岁的弟弟小宝被吓得哇哇大哭,跑过来抱住母亲的腿：妈,别打,别打,哥不上学了,能在家跟我玩了吗
晚饭桌上,死一样的沉寂。粗瓷碗里装着清水咸菜汤,硬邦邦的窝头裂着口子。
建国…吃点…母亲舀了一勺汤到我碗里,手抖得汤洒了一片,道走不通了…就…就换个活法…总能活下去…
父亲猛地抬起头,赤红的眼睛像灼烧的炭火,额头皱纹扭曲：换个活法！他一拍桌子,碗碟乱跳,打坷垃、背水泥、骨头熬油熬了一辈子！就指望他那支笔杆子跳出去！到头来呢！指望啥！他瞪着我,目光沉得要把废物烙在脸上,认命吧！祖宗埋的就是这块穷地！我熬干了油,到你也跑不脱！你断了…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嗬嗬声,用力抹了一把脸,只剩下麻木的灰烬：吃吧。
那晚,低矮的土墙挡不住他们的声音。
桂枝…去找找张媒婆,父亲的声音疲惫沙哑,脸皮子…豁出去了…给建国说一个…只要肯跟着熬苦日子就行…彩礼…柜底还有点钱,你那对银镯子…拿上,凑合着…
母亲的抽泣像拉风箱：读那么多年书…到头来…捏锄把…娶媳妇抱娃…再接着穷…
初冬的冷风刀子一样。土墙边褪色的囍字在风中发抖。灶房里炖着白菜粉条汤,飘着几点油星。邻居二婶尖利的声音穿风而来：来啦！人接来啦！
她身后跟着个年轻姑娘,二婶热络地说：叔,婶儿,这就是刘红梅！邻村的！
叔,婶儿。姑娘刘红梅声音不高不低,清亮干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棉袄,脸颊被风吹红,那双略向上挑的眼睛带着一股直愣劲儿,利落地扫过灰突突的墙和缺腿的桌椅,最后落在我身上：你就是陈建国听二婶说你读过高中
我脖子一缩,点头：嗯,读了。
那怎么混到这步了她眉头很细微地蹙了一下,没有客套,连个考场都没进去
二婶赶忙拽她胳膊：红梅！你这嘴…
刘红梅像没听见,只看着我：我刘红梅不图别的,穷日子过够了。我不能跟个没骨气、光指望命差的懒蛋过。她目光锐利地扫过我的脸和身板,你给我句明白话,能吃得了苦,能下得去力气干活不能
羞耻感像烙铁从脚底烧到头顶。我喉咙发紧,挤出声音：能,我有力气。
父亲喉咙里发出一声浑浊的响动,刚要开口,刘红梅已经从怀里掏出个半旧的红塑料皮小本子。成,她把本子朝我手里干脆地一递,拿上,明天去村公所盖章。语速飞快,拾掇好能穿能扛造的衣裳。过三天有到广东的火车票,我买好了两张。跟我走。南边的厂子多得像蚂蚁窝,管饭,卖力气干活就能挣钱！比在家啃土坷垃强一百倍！
绿皮火车像沙丁鱼罐头。汗味、脚臭、劣质烟、馊饭、方便面味,热烘烘凝结在空气里。
脚！挪开！压我口袋了！
卖面包饮料矿泉水咧——
妈的！没长眼啊！
咒骂、尖哭、叫卖、车轮哐当声碾碎一切。我抱着硬邦邦的蛇皮袋,蜷缩在缝隙里,每一次颠簸都撞得骨头疼。汗湿的衣服黏在身上,又被冷风冻得一激灵。
刘红梅紧挨着我,望着窗外飞驰的黑暗。偶尔的灯火在她瞳仁里亮起又熄灭。她掏出两块压扁的奶糖,递给我一块,另一块利索剥开塞进嘴里。
怎么她转过脸,含混地问,舍不得秀才架子
我慌忙摇头,撞到旁边打盹的人,惹来一声嘟哝。
委屈没用,她干脆地说,目光投向黑暗,到了深圳,头几天都得趴下。但能咬牙站住脚,她顿了一下,声音沉下来,就有活路,就有钱,就比窝在穷坑里强百倍。她腮帮一用力,嘎嘣咬碎糖。
深圳光宝电子厂巨大轰鸣。浓烈的松香、焊锡、塑胶焦糊味刺鼻。
新来的！磨蹭什么！过来！
这边！焊点糊了！眼瞎了！
喂！发什么呆！板子！快传！
疤哥的咆哮在耳边炸开,额头刀疤抽动。惨白灯管嗡嗡,绿色传送带永不停歇。
我被塞到巨蛇腰腹。前面的小个子把空白电路板甩来,我的任务是用烙铁将绿豆大的锡点精准烫在铜焊盘上。青烟混着松香冒起,熏得眼睛流泪。传送带永不停歇。
快点！快点！疤哥唾沫喷溅,后面等着呢！磨蹭中午别吃饭了！
我咬着牙,汗水流进衣领。右手烙铁笨拙,左手小镊子戳不准焊盘。一个电阻掉在传送带上,正要伸手——
啪！黑色橡胶棍抽在工作台！疤哥脸扭曲：瞎了！零件掉了！捡起来！扣钱！橡胶棍几乎抵到鼻子,浓重机油味冲来。
耻辱冰冷扎骨。我猛地缩手。
建国！刘红梅清亮带狠劲儿的声音插进来。她像台精密机器,左手飞快抓板子,右手烙铁一碰一甩,锡点瞬间凝固。她眼皮没抬,手下不停：疤哥,他第一天上这条线,手还不熟。您多担待,下工前保证跟上。
疤哥横她一眼,哼了一声,拎棍子骂骂咧咧走了。
疤哥一走,刘红梅立刻转头,目光刀一样：陈建国！脊梁骨给我直起来！低头等死呢手软什么软！你是来卖力气挣钱的！不是当受气包！他骂少你肉了掉了就捡！动作要快！稳没练出快得跟上！抬头！看电容脚位置！看清楚了！烙铁头往哪杵稳住了！点下去！快！她的声音像鞭子,抽散我脑中的尘。
日子在汗臭、噪音和松香烟雾里艰难爬行。一个月,两个月…手上的水泡磨破又结成茧,动作从笨拙僵硬到麻木的娴熟。能跟上流水线节奏了,疤哥的吼叫和橡胶棍出现的次数少了,但那种被驱赶、被蔑视的窒息感没消失,只是深埋进骨头缝里。
刘红梅是领班那条线上最快的。她那双丹凤眼不仅快,而且尖。一次,一批板子良品率异常低,QC（质检）急得跳脚,产线组长和工程师围着机器团团转半天,找不到症结。产线被迫暂停,满车间都是焦躁的骂声和叹气。
刘红梅挤过去,一声不吭地盯着那台新调试没多久的半自动点胶机看了不到十分钟,突然指着某个辅助定位的小卡扣：那个东西,螺丝松了,半毫米移位。点胶头压下去的角度不对,胶点就偏了,接触不良。
工程师狐疑地检查,拧紧那枚不起眼的螺丝,再开机,一连几块板子测试通过。他惊愕地看着刘红梅：你怎么看出来的
看地上返工板的胶点印子跑的方向猜的,再对机器动作盯了一会儿。刘红梅语气平静,干活不能光动手。
很快,她被破格提为小组长,有了独立的白色工牌。她把那白色工牌套在蓝色的带子上,挂在我眼前晃了晃：看见没陈建国,脑子活点,眼珠子别光盯着自己手里那点活！多看,多想！她脸上没多少喜悦,那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平静。
我被她的狠劲裹挟着。除了睡觉,几乎所有清醒时间都在车间。汗水浸透了四季,松香的味道仿佛渗进了皮肤。厂区的灯总是惨白刺眼,看不到尽头。刘红梅逼我学着看流程,学调简单设备故障,逼我认识机器上的英文标识。熬过了最初的两年地狱,我们居然都成了熟手工。我成了她那条线的辅助组长,虽然还带着蓝工牌,但腰间的对讲机有了点分量。钱,确实比地里刨的多。每个月汇回家的钱,让母亲在信里的唠叨少了,多了点小心掩饰的欣慰。
又熬了三年多,熬走了疤哥,换了几茬主管。刘红梅从小组长到副线长,再调去了工艺工程部。她像一块干渴的海绵,疯狂吸收着生产线之外的东西：设备原理、物料管控、生产排程…甚至晚上跑去夜校学点蹩脚的英文和基础管理知识。她身上那股原始的狠劲,裹上了越来越锋利的专业和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有一天,她告诉我,有个新开的合资厂在挖她过去做技术部主管,开出的价码很诱人。
你去不去她直接问,给个准话。
我知道,这不再是工厂内部的调岗。这是跳槽,是另一种冒险。你去,我去。我说。我知道没有选择,我只能跟着她。
新的厂子更大,待遇更好。穿上浅蓝色的干部工服,进出有自己名字标签的办公室,和那些文质彬彬的人打交道,一开始手脚都不知该往哪放。刘红梅如鱼得水。她管着一百多号人,处理复杂的制程问题,跟那些金发碧眼的工程师争执工艺流程时,那股农村姑娘的韧劲混合着磨练出来的精明和专业术语,常常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她很快成了技术部经理,年薪开始让我心惊肉跳。
我则在生产部一个闲职部门熬着,做设备管理,像一根旧厂房横梁上可有可无的楔子。我的安稳,映衬着她蒸蒸日上。差距越来越大。回家,有时半夜醒来,看她还在书桌前对着电脑敲击,或者对着复杂的工艺图纸凝神皱眉,侧脸线条在台灯下显得坚硬冰冷,我感到一阵无法填补的空洞和陌生的疏离。
八年后一个晚上,她回家异常兴奋,甚至开了一瓶放在柜顶很久的廉价红酒。
建国,她眼里跳跃着久违的、如同当年她决定带我南下时那种光芒,不干了！我们自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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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和一个要好的供应商老梁谈妥了,出来合伙开个小加工厂,专做我们熟悉的元器件后焊贴片封装。她负责技术、销售,老梁管采购和客户关系。
你呢一起过来！管生产！她的语气不容商量。
我…行吗巨大的不安攥紧心脏。
有什么不行她丹凤眼一挑,带着责备,干了这些年是白干的我管外面的事,厂子里就交给你！难道你想一辈子在别人厂里当个高级螺丝钉等着哪天被更年轻便宜的换掉干！她的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干成了,我们才算真的从那穷坑里爬出来了！
没有退路。我辞了职。东拼西凑,借遍了老家能借的亲戚,押上了我们两口子这十来年在深圳攒下的全部身家——那摞厚厚的存折本变得单薄苍白。在关外偏远的工业区租了栋半新不旧的两层厂房,买了几台二手波峰焊、回流焊机,招了十几个熟手技工和老乡。
精诚电子加工厂的牌子挂起来了。
最初的日子艰难但充满热血。我和工人们同吃同睡在厂里调试机器,刘红梅和老梁几乎天天在外跑客户、应酬、求订单。有时看着她凌晨一身酒气疲惫地回来,浓妆下掩盖不住的憔悴,想劝她慢点,话到嘴边又咽下。她知道我的不安,只是拍拍我的肩膀：熬过去,咬住牙,熬过去就好了。
第一单,第二单…磕磕绊绊,机器故障、工人辞职、客户拖款…焦头烂额。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和工人调试机器,刘红梅突然冲进车间,脸上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狂喜,高跟鞋敲在地上清脆急促。
建国！拿下！拿下大单了！腾峰科技！一年的框架协议！她从包里甩出一沓厚厚的合同复印件,激动地在空中挥舞,成了！我们成了！
她把那份合同复印件贴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工人们看我的眼神变了,带着点真切的敬意。我站在新扩大的车间里,看着工人们穿着新的灰色厂服埋头操作着运转顺畅的新机器,第一次听到有人毕恭毕敬地喊我陈厂,一种混杂着惶恐和眩晕的满足感冲击着我。晚上回到我们租住的那个稍显宽敞的出租屋,看着镜子里那个男人,眼中有些陌生的光亮。
三年,公司像被注入了强心针,高速膨胀。工人扩到近百人,又搬进了新的四层标准厂房。买了辆二手的黑色帕萨特,车牌上CJ的开头让我有点恍惚。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排场大了,塞给父母和弟弟的红包厚实起来。父亲脸上干瘪的褶子舒展开,话多了；母亲偷偷擦着眼角的泪,反复念叨：熬出来了…可算熬出来了…弟弟小宝也大学毕业了,被我拽进了厂里做采购。家乡人都说,陈家那个高考迟到一分钟的二小子,在南方发了大财。
刘红梅成了真正当仁不让的刘总。精致的套装,名牌包包,出入有司机（小宝还兼着）,谈吐气场十足。我则渐渐习惯陈厂这个称呼,心思都扑在了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管理和物料协调上。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她忙着开会、应酬、考察、计划融资,像一架上紧了发条的精密机器高速运转。我常常一个人对着车间报表发呆,那种被命运裹挟着攀爬的眩晕感,并未随着财富增加而消散,反而在深夜里,听着她均匀的熟睡呼吸时,变得格外清晰。
一天下午,刘红梅开完董事会回来,脸上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亢奋。
建国,机会！天大的机会！她把一叠资料摔在我办公桌上,眼中是比当年创业更炽热的光芒。
一家自称掌握核心科技、拥有某新型军用芯片独家封装专利的鲲鹏创新公司找上门来。他们的专利技术急需大规模量产合作。描绘的前景惊人：市场需求爆发式增长,政策扶持力度空前,利润高得吓人。鲲鹏的张总承诺,只要精诚敢拿出全部身家赌这一把,签下独家代工大单,再投入巨额资金（主要是借贷）扩建超高规格无尘车间并购置专业设备,只需短短一年,就能成为行业巨头。为了表示诚意,鲲鹏还带来了某家大型投资机构签署的合作意向书。
风险肯定有,但值得搏一把！刘红梅双手撑着桌面,俯视着我,丹凤眼里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烈焰,错过这次,我们就永远是小打小闹！当年从村里带你来的时候,我就不是奔着当个小老板来的！现在,我们只差这临门一脚！建一个真正的大厂！把‘精诚’做成响当当的品牌！
我被她描绘的宏伟蓝图冲击得心跳加速,但看着那份要求我们抵押所有厂房、设备、甚至老家房产,贷款天文数字的合同,还有高额民间拆借的利息条款,心脏又骤然缩紧。这…投进去就是身家性命,万一…
没有万一！她断然打断我,语气斩钉截铁,张总他们的技术我看过专利文件,我跟几个懂行的专家打听过,路子是对的！那家投资机构我也托人侧面核实过,背景够硬！风口就在眼前,这时候不全力扑上去抓住,我们就活该一辈子给人做代工！她直视我的眼睛,带着一种近乎压迫的锐利：陈建国,你信不信我
她的眼神,和当年在村口那间低矮平房里,直直地问能下力干活不能时一模一样,只是此刻蕴含的能量巨大了百倍千倍。我被这气势彻底压倒了。十几年,每一次人生的急转弯,不都是她推着我走的吗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信你…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微弱而空洞。
那就干！她斩钉截铁。
赌局开始了。卖掉了帕萨特、押了厂房、设备、老家能押的一切,加上高息借款,像滚雪球一样砸了进去。扩建厂房、订购天价进口设备,仿佛每一秒钟都有巨额钞票在烧。
刚开始几个月,风平浪静。鲲鹏象征性地给了些利润微薄的小订单维持流水运转,反复强调在走各种审批流程,真正的大爆发马上就来。张总拍着胸脯保证资金很快到位,让我们先行垫付。刘红梅像赌桌上的赌徒,红着眼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向更多社会资金伸手,用更高的利息填补前面的窟窿,笃信那张神秘的支票就在下一刻落下。
工厂像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外壳炫目,内里却被掏空得摇摇欲坠。工资发放日期开始推迟,先是几天,后来是半月、一月。工人们的眼神重新变回初到深圳时的怀疑和冰冷。小宝偷偷告诉我,厂门口已经有人开始泼漆写字催债。
我越来越频繁地做同一个梦：高考考场上,我在奋笔疾书,最后一道大题刚写出一个解字,刺耳的终场铃突兀地炸响。监考老师冷酷地抽走了我的试卷…
直到那天下午。刘红梅冲进我的办公室,反手把门锁死。她面如死灰,头发凌乱,早上出门时那精致干练的刘总消失无踪。她手里紧攥着一份传真纸,纸张在她颤抖的手里簌簌作响。
跑了…她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鲲鹏的张成他们…全跑了…公司注册是假的…专利文件是假的…投资机构也是串通好的托…完了…全完了…传真纸飘落在地,我看到了那刺眼的标题：关于鲲鹏创新公司涉嫌诈骗的紧急通报和一张模糊的警方通缉令。
办公室死一样的寂静,只能听到窗外巨大的排气扇嗡嗡作响,像个垂死巨人的叹息。
还…有多少窟窿我的声音像漂浮在虚空。
刘红梅身体晃了晃,扶住桌子才没跌倒,没有回答,只是惨然一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把我们两个拆零碎了卖十回,也填不上了…
那天晚上,催债电话如同地狱的丧钟,一刻没停。污言秽语,刻毒威胁,扬言要卸掉我和小宝的胳膊腿儿。最后,一个冰冷的声音直接报了老家地址,准确地说出父母那两间泥砖房的准确位置。母亲在电话里哭得语无伦次的声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冬夜的风像淬了冰的刀子,呼啸着灌满空荡的顶楼天台。我们租住的那个高层公寓,成了最后的避风港,也成了最后的终点。楼下城市的霓虹,像无数只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的怪兽眼睛。
我机械地跟在刘红梅身后,一步一步挪到天台的边缘。冰凉的金属栏杆硌着手心。
妈…爸妈…小宝…我们真没了…她对着手机,声音平静得不正常,像在描述别人的事,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电话那头隐约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刘红梅的手指停在屏幕上很久,终于按下了关机键。那手机在天台坚硬的水泥地上发出一声碎裂的哀鸣。
寒意从脚底蔓延到全身,冻住了血液和思维。催债电话里凶狠的威胁,老母亲崩溃的哭嚎,小宝绝望的质问,工人们冷漠麻木的目光,机器停转的轰鸣归于死寂……无数画面碎片在脑海里疯狂搅动,最终定格在十八岁那年夏日午后,那扇缓缓合拢的、冰冷的黑色铁门。那道门关上了,似乎就再也没真正打开过。所有挣扎、攀爬、短暂的荣光,都像是铁门合拢前缝隙里透出的那最后几秒钟微弱的光亮。
冷风吹乱了刘红梅枯黄的头发,露出了她憔悴却意外平静的侧脸。她望着脚下那片遥远而喧嚣的城市灯火,缓缓开口,声音被风吹散又重新聚拢,带着一种奇异的安宁：
路,到头了。
她伸出手,掌心向上,手指冰凉。
我低头,看着这只手。这双手,掏过彩礼本,拉我踏上南下的绿皮火车,在流水线上精准地焊锡点,在合同上签下过雄心万丈的名字,也曾在我绝望时抽起响亮的耳光要我站直…最后这一次,它只是摊开在寒风里,等待一个终结。
铁门外那凝固的绝望,此刻在楼顶的寒风中如此相似,只是更深沉,更彻底。
嗯。喉咙里艰难地挤出一个含糊的音节,像是耗尽了一生的力气。
指尖碰到她冰凉的皮肤,然后紧紧扣住。冰冷的栏杆横在腿下。城市的轮廓在眼前模糊成一片虚幻的光海。
下辈子,别迟到了……
来生,再见……
风声呼啸。
我牵着她的手,纵身,跃入无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