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印刷术的坎坷成名路
家境贫寒却心怀向学之志的布衣毕昇,有幸拜入教书先生谢青芝门下。在先生悉心教导下,他练就了一手精妙绝伦的好字,笔锋刚劲有力又不失灵动,运笔间尽显非凡功底。
彼时,杭州城颇具规模的出版社老板皮某,眼光犀利,对书法艺术亦有几分品鉴能力。一日,他偶然见到毕昇书写的字迹,当即认定毕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诚意聘请毕昇担任写书版的先生。毕昇自此踏入书坊,凭借自身扎实的书法技艺,在书版书写工作上崭露头角。
时光匆匆,谢青芝先生年事渐高,身体每况愈下。临终之际,他将自己耗费毕生心血编撰的一部农书书稿郑重托付给毕昇,恳请毕昇想办法将其出版,期望书中记载的农桑知识能造福更多百姓。
然而,现实犹如一盆冷水,无情地泼向了毕昇。打听之下,他得知出版这部农书所需费用竟高达一千两银子,这对出身平凡的毕昇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令他深感无力与绝望。
国子监王天书专司监本书籍事务,此人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却一心想着光宗耀祖、谋取功名。他与皮老板暗中勾结,形成了官商合作的利益联盟。
当王天书听闻谢青芝的农书后,妄图将其占为己有,通过出版此书来为自己增添虚名。于是,他找到毕昇,提出以购买书稿并将作者署名改为自己的无理要求。毕昇义愤填膺,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在他心中,这部农书是恩师穷尽一生的智慧结晶,凝聚着无数心血,怎能因金钱与权势就随意更改署名,让恩师的心血付诸东流。
皮老板见毕昇拒绝了王天书,心中大为不悦,决定借机刁难毕昇。他告知毕昇,若坚持以谢青芝署名出版该书,出版费用将飙升至一千五百两银子。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毕昇的心头,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在这充满算计与不公的环境中,毕昇深感压抑与愤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皮老板,开启了新的人生尝试。
此后,毕昇四处寻访名师,拜师学习雕版技术。他满心期许能凭借自己的双手,掌握这门技艺,实现独立印书的梦想,从而出版恩师的农书。
然而,深入学习后,他逐渐发现雕版工艺存在诸多缺点。雕版印刷全靠工匠一笔一划地手工雕刻版面,过程极为繁琐,效率极为低下。更为棘手的是,一旦雕版过程中出现哪怕一个极小的错误,比如刻错一个字,或是不小心多刻了一笔,整个版面便前功尽弃,只能作废重刻。
面对重重困难,毕昇并未退缩,而是日夜思索、反复尝试。历经无数次挫折与失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办法——活字印刷。
在毕昇的构想中,倘若工人们刻字时出现错误,无需将整个书版报废,只需用单个字的印章替换掉印错之字即可。这些单字能够灵活排列成书版,使用完毕后,还能将单字重新排列组合,形成全新的书版,极大地提高了印书的灵活性与效率。
在实践过程中,毕昇不断改进活字印刷技术。起初,他采用木质活字,但发现木活字存在一些弊端,如印刷多次后容易变形,影响印刷品质。经过一番研究与反复试验,毕昇将活字材质由木质改为胶泥材质。胶泥制成的活字在烧硬之后,质地坚硬且稳定,便于排版,有效避免了木活字易变形的问题。
凭借着这项创新技术,毕昇毅然开设了自己的印书社,全力主打活字印刷业务。经过不懈努力,农书终于成功印出。那一刻,毕昇心中满是欣慰与自豪。
然而,好景不长。奸商皮老板听闻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嗅到了其中潜在的巨大利益,便迫不及待地找到毕昇,妄图说服毕昇将活字印刷术为己所用,以谋取更多钱财。毕昇深知皮老板的贪婪与自私,果断拒绝了他的无理请求。
皮老板恼羞成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立即勾结王天书,四处散布谣言,污蔑活字印刷术是一种有辱斯文、违背传统的异端邪术。在他们恶意操控下,舆论一边倒地谴责活字印刷术,使得毕昇的印书社生意一落千丈,陷入绝境。不仅如此,王天书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强行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据为己有。
毕昇四处申诉无门,看着自己的心血被肆意践踏,满心的理想与抱负化为泡影,在这走投无路、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怀着满腔的悲愤与不甘,毕昇纵身跳入江中,结束了自己坎坷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这一系列情节,源自1981年上映的电影《毕昇》,影片以扣人心弦的戏剧性笔触,生动地勾勒出了这位北宋工匠跌宕起伏、令人唏嘘的命运。但事实上,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相关记载极为稀少,仅在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略有提及。
至于毕昇的生卒时间、祖籍何处,以及活字印刷术究竟印制过哪些书籍,还有他在发明活字印刷术前后的诸多详细经历,均未在现存的任何文献资料中留下确切记录,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待解的谜团,引人遐想与探究。
印刷术无疑是中国古代一项极具开创性与影响力的重大发明。其灵感的源头,可追溯至印玺的使用。大约自隋唐时期起,人们从中获得启发,开始着手制作雕版,印刷书籍也随之悄然问世。
在此之前,知识犹如被紧锁在高阁中的珍宝,牢牢掌控在世家大族手中。而随着书籍印刷逐渐普及,这种局面被彻底打破。普通民众终于有了获取知识的途径,读书不再是少数权贵的特权。时光流转至北宋,商品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市场活力蓬勃迸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批颇具实力的书商应运而生。宋版书籍以其字体的精美绝伦、装帧的大气典雅,成为众人眼中备受青睐的精品,令人爱不释手。
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凭空产生,更不可能超越当时社会所具备或能够提供的相应条件。胶泥活字印刷术的诞生绝非偶然,恰恰是顺应了这一科技发明的固有规律。
经济的发展为科技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与资金支持,政治的稳定与政策导向为科技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而文化的繁荣则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智慧。
北宋的刻书事业,紧密契合了当时政治统治与文化繁荣的需求,并且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蓬勃发展,逐渐走向兴盛发达。其重要标志便是,众多刻书机构、单位以及个人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官刻与私雕并行不悖,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了一个庞大而完善的刻书网络。
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无疑是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历经充分发展后的结晶。回溯历史,若没有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蓬勃兴盛,其深藏的诸多弊端便难以暴露无遗,而毕昇也就失去了针对这些弱点进行革新与改进的契机。可以说,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实践,为胶泥活字印刷术的诞生铺就了道路。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胶泥活字印刷的具体方法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工匠们选用胶泥作为原材料来雕刻字模,制成的字模薄如铜钱的边缘。每一个字皆为独立的印模,雕刻完成后,通过烈火煅烧使其坚硬成型。印刷前,先准备一块铁板,在铁板表面均匀地涂抹上一层由松脂与纸灰混合而成的特殊物料。当准备印刷时,将一个铁制的字模框放置在铁板之上,待铁框被字模填满后,将其移至火上烘烤,铁板上的混合物料逐渐融化,此时,迅速取一块平板按压在字模上,凭借外力使字模表面变得平整光滑。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字模在使用完毕后,再次用火烘烤铁板,使物料融化,只需轻轻用手一拂,字模便会自动脱落,既不会残留污渍,又方便回收再利用。
令人遗憾的是,胶泥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直至西方近代机械化铅印术强势传入中国并彻底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的漫长岁月里,雕版印刷术始终稳坐中国印刷的主流技术宝座。
从现存数量庞大的古籍便能一窥究竟,绝大多数古籍皆为雕版印刷的成果。以清末版本目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为例,该目录共著录历代书籍多达七千七百四十八种,涵盖约计不同版本两万部,然而其中活字印刷的书籍仅有二百二十部,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一,占比微乎其微。
胶泥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后,为何始终未能赢得官方的认可,也难以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呢
从使用群体的维度审视,我国古代文化普及程度较低,书籍的主要购买者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这就导致大多数书籍在短期内的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刻版便可重复使用的雕版印刷术优势尽显。像《四书》《五经》等经史子集,作为经典著作,其内容千年未变,需求量始终居高不下。采用雕版印刷,不仅操作相对便捷、高效,而且只需一次性完成刻版,妥善保存整版,便能持续反复印刷。
从印刷材质方面考量,毕昇发明的活字采用胶泥制作。然而,受限于胶泥的特性,难以将字模刻得太小。稍有经验的工匠都清楚,在刻字模的难度上,胶泥大于木头,木头又大于石头。虽说用石头和木头雕刻小字尚有一定可行性,但胶泥制作的小字极易损坏。因此,胶泥活字在字体大小上存在明显的最小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应用范围。
从印刷排版的流程来看,活字印刷是边排版边印刷的模式。排版完成后,印版占用了大量活字字模,剩余字模仅够预先再排一版。前一版印刷结束后,必须拆除印版,才能继续后续版面的排版工作。倘若一部书仅印刷一次,印完拆除印版倒也无妨。但古代发行量较大的书籍,通常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进行重印。这就意味着每次重印都要重复排版、校验等操作,以确保印刷品质。
从印刷效果层面对比,活字印刷在处理简单文字排版时较为适用,一旦版式变得复杂,活字排版便会困难重重,甚至堪称一场灾难。而古代书籍并非仅有文字,图文并茂的情况极为常见。图版需要用一整版进行雕刻,这就导致印刷一部书时,但凡涉及图页,就必须另行准备雕版。如此一来,在整个印刷过程中,一旦掺杂了雕版印刷,全书再采用活字印刷的优势便大打折扣。
一系列考古发现也使得毕昇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陷入争议之中。部分研究者指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早在先秦时代便已被发现并应用于实际制作中。像《秦公簋》《能原镈》《攻敔王夫差剑》等器物,经研究推测均是借助活字在泥土模具上钤印后再进行翻铸而成。学者宋兆麟在整理古代东北亚古籍时,找到了一批唐代渤海国古籍,其中一幅《木活字制作图》尤为引人注目。画面中,二十多个男子身着典型的渤海人装束,头戴圆形帽,身着斜领长袍,脚蹬黑靴,完整且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渤海国制作木活字以及使用活字印书的全过程。这一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以往中国活字印刷术由毕昇首创的传统观点。
木料究竟是否适合用于制作活字后世学者也对此展开了验证。鉴于毕昇所提及木活字的种种问题,元代农学家王祯大胆创新,舍弃了传统使用黏合剂粘连活字的固定方式,改用小竹片垫平并塞紧的办法来稳固木活字,同时,将木活字改为质地比较坚硬的梨木或枣木,成功改良了木活字印刷技术,有力地证明了只要方法得当,木活字不仅能够用于活字印刷,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泥活字更为便捷。
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虽早已在历史的洪流中消逝,化作难以追寻的尘埃,但他所遗留的精神火种,却穿越时空,熊熊燃烧,从未熄灭。在当下,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知识传播格局的时代浪潮中,我们越发深切地领悟到,那种面对困境死磕到底的坚定执着、敢于冲破传统敢为天下先的无畏勇气,以及秉持开放包容、共享成果的广阔格局,是何等的珍贵与不可或缺。
从设立毕昇印刷技术奖,激励印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到以毕昇舰命名,彰显对科技创新者的尊崇；再到月球环形山被命名为毕昇,这一来自宇宙的独特荣誉,以及现代印刷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进程中,我们终得以在历史周期中看清：那些曾被时代冷落的技术火种,终究会在新的社会架构中找到燃烧的象限。这大概便是创新的妙处——看似被取代的旧物,总能在新时代找到化身。这,或许正是毕昇跨越千年,留给我们最为珍贵的遗产。
流动水墨：孙知微的绘梦人生
在眉州彭山的一隅,有位画家名叫孙知微,他虽然出身农民,却拥有不凡的才华。孙知微常住青城县白侯坝赵村,他选中了一处幽静的居所,那里水竹茂密,如同世外桃源,喧嚣尘世仿佛都被隔绝在了门外,在这里,他可以放下一切尘世的纷扰,沉浸于自己的绘画世界中。
孙知微天资聪慧,个性鲜明。他不热衷于追逐名利,更不拘泥于世俗成规。孙知微擅长人物肖像画,在他的笔下,人物仿若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些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好似随时都会从画布上走下来。
孙知微的心灵深处,佛教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他常常把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与感悟,化作寺院墙壁上的壁画,让那些原本沉默的石壁也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蜀中的诸多寺院,大多留下了他亲手绘制的痕迹。
孙知微在描绘圣像之前,总会先进行一番严格的斋戒和沐浴,以此净化自己的身心。斋戒之后,他会静坐在清幽的环境中,让心灵达到空灵之境,然后才缓缓拿起画笔,将那份虔诚与敬意,一笔一划地勾勒在画纸上。
孙知微创作的《涅槃图》,构思别具一格。在他笔下的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依然显得威严而神圣。画中的诸位大弟子和法眷,虽沉浸在悲哀与苦恼之中,但他们的表情并不夸张。尤其是大弟子伽叶,面容平静,没有哀泣之态,仿佛在传达一种超脱的欢喜,这与佛教教义十分契合。
而在《雪钟馗》里,孙知微描绘的钟馗,头戴破旧的帽子,身着简陋的粗布短衣,他手缚一鬼,扛在担端,行走于雪林之中。他的笔触将钟馗的形象刻画得生动有力,让人深切感受到画中人物的气魄。《五星图》这幅作品,更是孙知微艺术造诣的极致呈现。画中的仙人佛祖,每一笔都透露出神仙的飘逸与超凡,令人生出敬仰之情。
孙知微在蜀中寺院留下的壁画遗产,标志着佛教美术本土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这种宗教题材向世俗化的转变,反映出北宋佛教艺术与市民审美深度融合的趋势。
在孙知微的画笔下,不仅人物栩栩如生,山水也仿佛被赋予了灵魂。尤其是他画的水,别具一格,堪称一绝。在他的描绘下,河滩的崩塌和惊涛骇浪的场景气势磅礴、波涛汹涌,仿佛下一刻就要冲破画面,飞腾至天际。在孙知微之前,画水多采用平圆细皱的技法,即便最为出色的作品,也不过是让波头微微起伏。而孙知微画的水,不再是简单的流动,而是充满力量与动感,仿佛能让人听到潺潺水声,感受到浪花的冲击。
孙知微画水的故事,因苏东坡那篇《书蒲永升画后》的记述得以流传至今。在苏东坡的笔下,孙知微受邀为大慈寺寿宁院创作湖滩水石壁画时,并未急于动笔,而是沉思默想、构思筹划了长达一年之久。终于有一天,孙知微匆匆跑进寺内,急切地索要笔墨,挥笔时衣袖随风摆动,仅仅一会儿工夫,那幅画作便完成了。画面上的水波涛汹涌、奔腾倾泻,仿佛连房屋都要被这股力量冲垮,令人惊叹不已。
孙知微的营度过程,有时漫长,有时短暂,但每一次都是他对画作极致追求的体现。直到那一刻,当灵感闪现,他的胸中构建出完整的画面,他的营度才宣告结束。苏东坡在感叹之余,也不禁惋惜,孙知微离世之后,这种独特的笔法中断了五十多年,实在令人唏嘘。
孙知微还是一个成语的原型。他曾受寿宁寺僧人之邀,绘制《九曜星图》。孙知微倾注了全部心血,将整个画面的线条描绘得淋漓尽致,只差最后的着色工序便能大功告成。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朋友的邀请打破了画室中的宁静,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去赴朋友的酒席。临行前,孙知微对弟子们千叮咛万嘱咐：我已将线条画好,剩下的着色你们要细心些,千万不能出错。我回来时,希望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作。说罢,他便匆匆离去。
孙知微走后,弟子们围聚在画作周围,一边品评着老师的笔法,一边交流着自己的心得。就在这时,一名弟子突然发现,水星菩萨的侍从童子手中的水晶瓶竟然是空的。他心想：老师平时画瓶,总会在瓶上画上一束鲜艳的插花,这次可能是匆忙之中忘记了。于是,他自作主张,拿起画笔,在瓶口处精心描绘了一枝艳丽的红莲花。
当孙知微回到画室,看到童子手中的瓶子多出了一朵莲花,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他摇头叹息道：花瓶本是镇水之宝,如今你们在瓶上添了花,岂不是把它变成家庭的小摆设了吗孙知微的这番话,既是对弟子们的一次教导,也是对艺术真谛的一次深刻阐释。他的画作,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深意,而这次的小小失误,被后人传为笑谈,成为弄巧成拙这一成语的由来。
孙知微以画技闻名,却耻于被称为画师,常常拒绝权贵的邀请。据说,成都地方官马知节,虽为武将,却能折节读书,喜好书画。听闻孙知微的大名后,他心生仰慕,渴望一睹这位画坛奇才的风采。孙知微与寿宁院的僧人交情深厚,僧人得知马知节的愿望后,暗中向他透露了孙知微在寺院中绘画的消息。马知节得知此事后,便迫不及待地直接前往寿宁院观看孙知微的壁画。
孙知微得知马知节到来,感到十分无奈,于是抛下画笔,不再继续完成画作。然而,马知节并未因孙知微的举动而生气,反而对孙知微的才华和个性更加钦佩。事后,孙知微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为了表达歉意,他精心绘制了一幅《蜀江出山图》,并将这幅画作赠给了马知节。
此后,孙知微常常出入马知节的府中,两人相处融洽,如同知己。孙知微文思泉涌,不断将画作赠给马知节。马知节对孙知微的赏识达到了极点,他甚至解下自己所佩戴的金带,送给了孙知微。马知节因其独到的鉴赏眼光,成为当时最有名的鉴赏家。公卿贵族家中的画作,常常要经过他的评定才能得到认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孙知微长时间的交流。
张乖崖任益州知州时,听闻孙知微的大名,也想见见这位画坛奇才。终于有一天,张乖崖得知孙知微正在僧舍中饮酒畅谈,于是毫不犹豫地舍弃车马和随从,独自一人徒步前往拜访孙知微。然而,当他到达僧舍时,却发现孙知微早已跳窗逃走,不知所踪。
张乖崖难免失落,在返回途中,他意外遇到一个村童。那村童手中握着孙知微的信,背着一个竹箱,静静地站在路边等候。张乖崖接过信,展开一看,只见信中写道：您喜欢的是画,现在献上两幅作品,以表敬意。张乖崖心中一喜,忙问村童孙知微的去向。村童天真地回答说：刚才一个山人把这封信交给我,他随即离开了,已经走远不知去向。
然而,孙知微的才华并非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情出众的文豪苏轼,从孙知微的画作中看到了一种不够高雅的痕迹。他认为孙知微读书不多,画作之所以引人注目,完全是依靠精湛的画技支撑。因此,苏轼将孙知微视为画匠,暗示他的艺术成就未达到画家的高度。而书法家、画家米芾却对孙知微的画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他认为孙知微的画作平淡而生动,有清新脱俗的韵味,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那些不同的声音,或许正是推动孙知微不断前行的动力。画作的优劣,价值能够说明一切。当时的词人、官员葛胜仲,偶然在市面上看到有人出售罗汉像,他稍加端详,心中便涌起强烈的直觉,坚信这必定是孙知微的手笔。尽管那幅罗汉像的绢布已经破旧不堪,但装裱却十分新颖,他没有丝毫犹豫,用重金购得这幅画作。在他眼中,七万钱的价格不过是对艺术的一份虔诚。此外,在南宋年间,彭州的进士王偃也曾献上孙知微的画作,希望朝廷能够给予自己推荐和恩赐。
孙知微既继承了唐代道释画的传统,又以个性化的笔墨语言开拓了新的境界,堪称道释画文人化的关键人物。他内心深处有着一股不屈的力量,那就是他的画作必须独一无二,绝不允许与他人的作品雷同。就连那位酷爱艺术的徽宗皇帝,也曾被孙知微的作品所折服,他拿起御笔,在孙知微的一幅画作上挥毫写下孙知微神品五个大字,赞誉他在笔墨技法、意境营造上的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