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内廷下旨，命赵灵儿绘制券图，以琉璃墨描龙纹为底，玻璃纱纸为面，内嵌防伪丝线。
钞库所长亲自督造，户部尚书温体仁全程坐镇。
券未发先闻，京中富户即多询问。江南绸商陆世昌入京，亲赴户部，首购五千两券。
紧随其后，福建茶庄、山西票号、绍兴酒坊、杭州银楼皆有大额申购。短短一月，首轮三百万两券已售去六成。
朱由检亲自召见首批购券大商于奉天殿前，赐茶加银，言道：“尔等以私银济国策，朕必记之。”
并命东厂将其名册藏于“忠义录”之中，岁末祭天昭告。
东林诸人虽不便公然反对，然私议不断。
钱谦益曰：“朝廷以利诱民，恐民心流散于利而非义。”
刘宗周却道：“公券虽利，但若用之有实、兑之有信，亦可行。”
黄道周复言：“今时不同昔日。昔可依赋徭，今需通商利。此举虽非常道，然于国益大。”
而李清照策成之后，不居功，只嘱赵灵儿、黄莺儿代其巡视户部，按月检券账目，防有人中饱私囊。
朱由检见之，赐李清照“理财内助”匾额一方，悬于静兰殿中，并言：“今日之后，国中之理，不独赖朝堂之臣，亦有内廷之辅。”
魏忠贤奏曰：“今券已行，若增信用，当于民间设公券榜，列名持券之家，每季于市口张榜三日，令民见而效之。”
朱由检允之。公券榜立后，凡持券者名列其上，百姓皆称其忠义，称之为“银中义士”。
山东、山西等地之士绅亦渐响应，纷纷申购，或千两，或万两。
至十二月初，第一期“忠国公券”完售，计得银三百二十七万两。
户部奏称：“以此银，辽东兵备可全、南疆粮道可续、火器可量造，国库不忧。”
朱由检命再发第二轮五年期券，额度二百万两，分三地试销：南京、杭州、广州。此举意在试水南商之利。
果不其然，江南商贾更为踊跃。
南京秦淮盐商高志远一人认券十万两，广州十三行更组“忠商十号”，集资购券四十万两，传为一时佳话。
与此同时，户部设立“公券兑息库”，每月记账，三年后始兑。
钞库所则设“券银专册”，每日更新，用作兵器者标红，用作赈灾者标绿，用作工匠者标青。凡有朝臣疑问，即刻查阅。
朱由检以此为例，命吏部编撰《财政通策录》一书，收录此次券策施行始末，训示后人。
至年底，大明财政体系初现“三策鼎立”之势：一为商税，活国道，二为节支，固根本，三为公券，通血脉。
而温体仁、李清照、赵灵儿三人，亦被百官私称“明国三财臣”。
是年除夕，户部、工部、兵部三衙共请，入奉天殿献岁终筹银之账：
“本年岁入总银为三千九百余万两，岁出二千七百余万两，余银一千二百三十五万两。”
朱由检开怀道：“昔年国不足以供战，今年国能以余理民，此非天赐，实人功。”